1932年深秋，红四方面军西征途中，在鄂陕交界的漫川关，一场决定全军生死存亡的恶战骤然打响。

漫川关，地势险峻如刀劈斧削，悬崖夹峙，深谷幽长。方面军先头部队刚到山脚，便发现陕军三个团已抢先占领关隘，枪口直指红军去路。更致命的是，敌第一师从郧西压至东南任岭、七里峡一线，敌第六十五、五十一两个师紧咬尾后，敌第四十二师则从北面石窑子猛压下来——四路合围，铁桶一般，敌人妄图将红军全歼于漫川关东十余里的悬崖峡谷之中。

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左右皆是峭壁深壑。全军挤在一条狭长的山谷里，头顶是敌机盘旋，四周是敌军步步收紧的包围圈。那是真正的绝境，稍有不慎，红四方面军就将全军覆没。“狭路相逢勇者胜!”徐向前总指挥一声令下，以红十二师为先锋，夺路前进;红十、十一师各一部拼死抵御两翼夹击之敌。

罗应怀所在的三十四团一营，作为全军的“前卫营”，接下了最凶险的任务——死守无名高地。那无名高地，像一柄利刃直插敌阵前沿，是敌我争夺的“咽喉要地”。更关键的是，高地的左后侧，正是全军突围的唯一通道。营里每一个人都心如明镜：这块阵地一旦失守，数万大军将被活活堵死在山谷里，再无生路。

“寸土不能丢!”团长许世友亲自赶到一营阵地，腰间扎着灰色宽腰带，别着两支驳壳枪，背后斜插一柄磨得锃亮的长柄朴刀，袖子卷过肘弯，虎目圆睁。战士们一看团长的模样，个个热血沸腾，誓与阵地共存亡。

战斗一打响，便惨烈到了极点。一营像饿虎扑食般一个反冲击，将刚冒头的敌人压了下去，抢占垭口有利地形。但敌人仗着兵力数倍于己，整连、整营、整团地轮番向无名高地猛扑。两个旅的敌军像潮水一般，一次次涌上，又一次次被打了下去。

弹药打光了，就用石头砸;大刀砍卷刃了，就用枪托抡;刺刀拼弯了，就抱住敌人滚打在一起。罗应怀一手擎着那面鲜红的战旗，一手挥舞大刀，冲在最前面。手榴弹扔光了，他便用旗杆尖捅向冲到面前的敌兵;大刀砍弯了，他依然挥舞着残刃不退半步。战斗中，敌人曾一度突入前沿阵地，二连一排排长死死抱住敌机枪手翻滚在地，罗应怀冲上前，怕伤着战友，便用旗杆尖精准地直插敌人耳部，敌人惨叫松手，一排长翻身而起，端起机枪将敌群扫倒一大片。

战旗指向哪里，战士们就冲向哪里。红旗在，阵地在，人就在!

敌人攻不动，便用炮火狂轰。炮弹如雨点般倾泻在无名高地上，松树被炸断，灌木被烧焦，岩石被削平。硝烟蔽日，喊杀声震天动地。罗应怀的胳膊什么时候负的伤，他全然不知——是战友发现后，才用撕下的衣片草草包扎。他身上仅有的四颗手榴弹，全在敌军冲到最近时扔了出去，炸得敌兵血肉横飞。从清晨打到日暮，又从日暮撑到天亮。敌人的尸体铺满了山坡，却始终未能前进一步。

入夜，大雪纷飞，寒风刺骨。趴在雪地里的将士们，身上只有单衣，脚下是破烂的草鞋，一整天滴水未进。敌人攻势暂歇，饥饿和严寒便像另一支“敌军”猛扑上来。团经理处处长周业成和司务长赵炳乐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些生土豆，每人分到一个。罗应怀第一次吃这东西，咬一口，又苦又涩又麻，他在衣服上蹭了蹭泥巴，大口啃完——不吃不行，明天还要打仗，还要守住这面旗!

天刚蒙蒙亮，敌人又扑了上来，攻势更猛、更疯狂。无名高地上的松树枝叶全被枪弹和弹片削得精光，只剩下一截截光秃秃的树桩。一营的阵地数次被突破，又数次被硬生生夺回来。每一次反扑，都是血肉的碰撞;每一次坚守，都是用命在搏。整整三天两夜，三十四团一营像一颗钉子，死死钉在无名高地上。当大部队安全通过通道、向西北转移完毕时，一营五六百名将士，只剩下八十余人——营长牺牲了，三位连长、指导员全部阵亡，营政委重伤，大部分排长也倒在了阵地上。

而那面战旗，虽被弹片撕成了一条条碎片，新换的旗杆也被子弹穿了几个孔，却始终在罗应怀手中高高飘扬，始终插在阵地的最前沿，始终在漫天硝烟中猎猎作响，未曾倒下。

漫川关之战，是红四方面军生死存亡的一仗。这一仗，打出了红军的血性，更打出了战旗的尊严。战后，罗应怀因顽强无畏、不怕牺牲的英勇表现，受到部队嘉奖，并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他更坚定了一个信念：旗在，部队在，阵地在;旗指向哪里，人就冲向哪里。

多年后，已是将军的罗应怀回忆起漫川关那面被血与火浸透的战旗，依然心潮难平。那不是一面普通的旗帜——那是用忠诚铸就的军魂，是绝境中永不熄灭的火，是红军将士用生命捍卫的信仰与荣光。

那面残破的战旗，没有倒下;那些倒下的人，永远立在旗影里。漫川关的风雪早已远去，但那面红旗，始终在中国革命的史册上，烈烈飞扬。

参考文献：《红安两百将领传》(红安县档案馆、红安县史志研究中心编著，中央文献出版社)

 

编辑：施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