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的鄂豫皖边区，是被血色浸透的土地。大革命失败的阴霾像厚重的乌云压在大别山的群峰之上，国民党反动派的军警和民团举着带血的屠刀，在城镇乡村挨家挨户搜捕共产党人，路边的老槐树上时常挂着示众的革命者首级，白色恐怖的寒意顺着山风钻进每一户山民的窗缝。可越是在这样的寒夜里，革命的火种越是烧得倔强——罗田与英山交界的姣儿山，成了革命者的天然庇护所。这里山高林密，沟壑纵横，连当地老猎户都时常在密林中迷路，工农红军的游击队、地下党组织便藏在这层层叠叠的竹海里，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悄悄织起一张隐秘的红色防线。王少香，便是这道防线上，守了整整十三年的“地下守夜人”。

巧布迷局，山路上走出的红色信使

王少香生于1895年，在家中排行十四，山里的乡亲们都习惯叫他“王十四”。他生在姣儿山脚下的贫苦农户家，从小就跟着父辈在山路上摸爬滚打，练出了一身翻山越岭的好脚力，更养出了一副见事过目不忘的机灵性子。看着身边的乡亲们被地主老财压榨得食不果腹，看着反动派随意枪杀无辜的革命群众，他心里早就憋了一股要为穷人争活路的劲。当地地下党组织选中了他，在地下党员王承雄的家中悄悄建起了秘密交通站，王少香成了这处站点的核心交通员。

在那个年代，传递一份情报，就是走一趟鬼门关。山路上的每一个关卡都有民团的团丁持枪盘查，稍有不慎，暴露的不只是自己的性命，更是整条交通线上几十位同志的安危。为了把情报送得万无一失，王少香琢磨出了一整套“暗传密送”的法子：上级的重要指示，负责人会用米汤写在薄如蝉翼的竹纸上，收件人只需要用碘酒轻轻一抹，密密麻麻的字迹就会在纸上显现出来。为了把这些密件带过关卡，王少香想了无数个藏法：有时把竹纸缝进布鞋的夹层里，鞋底磨穿了都露不出半点痕迹;有时卷成细卷塞进竹制的烟杆里，一路叼在嘴上，盘查的团丁只会盯着他递过去的烟丝看，绝不会想到烟杆深处藏着天大的秘密;甚至有时候他会把密件夹在一捆草纸的缝隙里，装作去镇上卖草纸的农户，挑着担子慢悠悠走过哨卡。他走了上百里的山路，送了数不清的情报，经手的每一份密件都从未出过半点差错，连远在鄂豫皖边区的领导同志都听说，姣儿山有个“王十四”，脚底板上长着眼睛，再险的关卡都能闯过去。

1931年，王少香在姣儿山的竹林里，对着绣着镰刀锤头的党旗宣誓，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除了交通员的工作，他还兼任了联络站的经济委员。他平日里在山里种庄稼、烧木炭，一分一毫都省下来，把自己所有的积蓄全都拿出来充作了地下工作的经费。遇到红军伤员躲进山里，他就深夜冒险摸下山，偷偷给伤员买药、送干粮;遇到地主老财盘剥佃户，他就借着地下组织的力量发动乡亲们抗租减租。每当有边区的领导同志要途经姣儿山转移，他总能根据领导的身份气质，提前把随行的交通员安排成挑货的力夫、收账的先生，甚至是挎着竹篮的跟班，一行人混在山路上的行人里，好几次都和搜捕的敌人擦肩而过，却从来没有暴露过身份。

深入虎穴，“伪保长”的隐秘守护

1932年，鄂豫皖边区的斗争形势愈发严峻。中共英(山)岳(西)工委副书记傅新唐，这位曾经担任鄂皖军区第二纵队副指挥长的老革命，被敌人的重兵搜捕逼得无处落脚。王少香冒着掉脑袋的风险，三次把傅新唐接到姣儿山的密林深处，在人迹罕至的半山腰搭起一间简陋的茅棚，安排可靠的交通员每天趁着晨雾未散的时候去送水送饭，自己则借着下山干农活的由头，在外围打探敌人的搜捕动向，把所有的风险都挡在了茅棚之外。后来傅新唐返回英山开展工作，两地之间隔着上百里的山路，沿途全是敌人的哨卡，王少香总是趁着夜色出发，翻山越岭避开大路，天不亮就赶到英山的联络点汇报工作，天擦黑又往回赶，一夜之间往返百里，好几次都差点撞上敌人的巡逻队，却从来没有耽误过一次任务。

为了把地下工作的主动权彻底攥在手里，王少香反复思量，最终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打入敌人的基层政权。他多次向党组织请示，在得到上级的批准后，靠着自己在当地房族里的威望和人脉，在1938年顺利当选为肖家坳乡第六保的保长。从此，他身上多了一层“伪保长”的保护色，穿着国民党的制服，拿着保长的证件，在敌人的据点之间往来再也不用躲躲藏藏。他借着“征粮”“派款”的名义，一次次把敌人的粮食、药品偷偷转运到山里的游击队营地;借着清查户口的由头，把暴露了身份的地下党员悄悄安排到外地避险;敌人每次策划“清乡”的计划，刚在乡公所的会议上说完，当天夜里情报就已经送到了姣儿山的交通站里。在这个旁人眼里“投靠了国民党”的保长掩护下，姣儿山一带的地下党组织安稳地发展了整整两年，游击队的物资补给从来没有断过线。

从容赴死，长冲庙前的忠魂不灭

1940年的冬天，大别山的雪下得比往年都大。叛徒许伯炎为了换取敌人的悬赏，把王少香潜伏的所有秘密全都抖落了出来。罗田县伪自卫队队长黄昆峰得知消息后，立刻布下了毒计——腊月二十一日这天，他派人给王少香送来一份烫着红封的请柬，说要请他来长冲庙，参加自己岳父的寿宴。

山里的乡亲们都知道黄昆峰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这份请柬明摆着是一场有去无回的“鸿门宴”。家里人拉着他的袖子哭着劝他不要去，可王少香心里清楚：如果自己躲起来，黄昆峰一定会带着人血洗姣儿山，整个联络站的同志、藏在山里的游击队伤员，全都要暴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他拍了拍身上的雪花，把藏在怀里的最后一份情报交给身边的交通员，转身就朝着长冲庙的方向走去。

刚跨进长冲庙的客厅门槛，早就埋伏好的匪徒就一拥而上，把王少香五花大绑捆了起来。黄昆峰坐在太师椅上，端着茶杯慢悠悠地劝降：“只要你把地下党的名单、藏枪的地点都交代清楚，今天你就坐在这席上喝酒，明天保长的位置还是你的。要是敢说半个不字，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王少香昂着头，从始至终只说一句话：“我就是个种地的保长，什么都不知道。”黄昆峰恼羞成怒，把叛徒许伯炎拽出来和他当面对质，看着这个曾经的同志，王少香只是朝他啐了一口唾沫，半个字的情报都没有漏出来。无计可施的敌人押着他回到姣儿山，从王承雄家的废木料堆里，搜出了他为游击队藏了许久的三支步枪。

当天傍晚，长冲庙前的雪地上，王少香迎着敌人的枪口站得笔直。敌人给他安上了“勾匪绑票，私藏黑枪”的罪名，罪恶的子弹射进了他的胸膛，这位在姣儿山潜伏了十三年的无名英雄，最终倒在了他守护了一辈子的土地上。

1985年，湖北省人民政府正式追认王少香为革命烈士。如今每到春天，姣儿山的山岗上就会开满漫山遍野的红杜鹃，像极了当年他洒在这片土地上的热血。他没有留下什么轰轰烈烈的传奇故事，却用十三年的潜伏、用自己的生命，在大别山的深处，写下了一个共产党员最厚重的忠诚。他的名字，永远刻在罗田的红色记忆里，像山风一样，在一代代山里人的口中，永远流传下去。
 

编辑：施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