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在湖北黄安革命根据地初具规模之时，仙居、高桥等区相继出现了几个实行公有制的“共产村”。其中，仙居区况家河的“共产村”创办最早、存续最久。

况家河坐落于黄安仙居区吕王镇东部，是全区革命热情最为高涨的自然村之一。全村70余户、400多口人，除一户土豪和四户家境较好的人家外，余者皆是贫苦农民，佃农占了绝大多数。大革命时期，在中共党员、武汉中学回乡学生邹香山等人的宣传带动下，村民况春田率先投身革命并加入党组织。随后，他又引领三个弟弟及全村群众汇入革命洪流。1929年5月中旬，在中共黄安县委委员吴焕先及邹香山、方庭瑞等党员干部指导下，中共仙居区委在况家河成立了以况春田为主席的村农民委员会。同月24日，况春田带领全村举行暴动，没收了土豪况绍如的土地家财。暴动告捷后，况春田提出效仿苏联，将全村70余户合并为一个大家庭，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共同劳动、共同消费”的制度。这一主张赢得了全体村民的拥护。大家迅速行动，将所有财产——土地、耕牛、农具乃至生活用品——全部集中，统一支配。同年6月24日，村农民委员会改称独立政府，直属中共仙居区委和区农民委员会领导，况春田仍任主席。以此为标志，况家河“共产村”正式诞生并投入运转。

独立政府将全村400多人按年龄、性别划分为七个团体、八个灶。七个团体分别是：办事处，掌管柴米油盐及对外联络;农场，由30岁以上50岁以下男子共68人组成，负责全部农田耕作;武装部和青年自卫队，武装部18人接受区委任务，自卫队32人负责保卫村庄、支援红军、站岗放哨;列宁小学和幼儿园，收容15岁以下儿童，其中10岁以上的童子团除学习外还到邻村宣传、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伙食相对优厚，每半个月能吃一次肉;青年妇女队，由18至25岁女子32人组成，为自卫队服务并参加劳动，统一穿制服、蓄短发;成年妇女队，由26至48岁妇女组成，负责照看幼儿、做鞋、帮厨;养老院，收容55岁以上老人，虽规定不必劳动，但老人们热情高涨，主动参加拾粪和农场劳动。八个灶即每个团体各设一灶，成年妇女团体因人数多分设两灶。

独立政府规定，除农忙外劳动者每周劳作六天，星期天上午学习、读报、演讲，下午教唱革命歌曲、演文明戏。村里还办了夜校。况春田在夜校开学第一晚给大家描绘前景：“跟共产党走，日子会越过越好。革命成功了，像苏联一样用机器种田，用电灯、电话，出门坐汽车。”他还十分重视思想教育，曾用一块银圆测试村民的觉悟——一位妇女捡到后未主动上交，他在群众大会上点出此事，批评了私心，也表扬了那位妇女知错即改。他告诫大家：“搞共产主义，也包括路不拾遗。”此后，村里丢东西从不着急，捡到者必定物归原主。

独立政府还组织养了100多头猪、1000多只鸡，喂养了驴马，建了米面粉厂、榨坊和豆腐铺。各团体每餐至少三菜——白菜、豆腐、线粉，星期天能吃上面条，逢年过节则备足猪肉、羊肉和糯米酒，集体聚餐。

况家河“共产村”在战火中诞生，也在战火中成长，其间遭受国民党军多次疯狂进攻与血腥屠杀。最惨重的两次：一次是1929年8月21日，暴动时逃脱的土豪况绍如引路，国民党军将况家河团团围住，逼迫群众交出况春田等人。群众拒不回答。敌军杀害了宣传委员况春国等七名革命者，火烧全村，原有400多间房屋仅剩18间半破屋，猪牛粮食农具被抢光烧光。这就是“七·一七惨案”。另一次是1930年农历十一月，吉鸿昌部“进剿”苏区，况家河再次遭烧杀，新建的100多间房屋只剩下24间。然而，全村干部群众没有一人被吓倒，依然团结一心，一边斗争，一边重建家园。正如1929年9月中共鄂东北特委常委何玉琳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所说：“仙居区之‘共产村’……依然继续下去，毫未表现困难和灰心及崩溃的模样。”

况家河“共产村”的建立在根据地引起积极反响，许多乡村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派人前来参观学习。仙居区畈上村、王家咀村以及高桥区的一些村，参照况家河的做法建立了各自规模不等的“共产村”。所不同的是，高桥区的“共产村”并未合家，而是实行共耕共获不共食。七里、紫云等区有些乡还创办了集体农场，收容无家可归的雇农，实行共耕共食，收获的粮油除自用外全部捐给红军或救济红军家属、烈士家属。

况春田出身农民家庭，排行老大，念过几年私塾，是村里少有的能写会算之人。他打过长工，学过石匠，开过杂货铺兼做豆腐，为人正直，肯帮助穷人，在群众中很有威信。革命兴起后，兄弟四人及其家属全部参加革命。据亲身经历过“共产村”生活的村民回忆，吴焕先在“共产村”建立之前曾送给况春田一本很厚的书，“共产村”正是照那本书建起来的。这种说法比较可信——当时上至中央下至区委，均无相关指示，况家河“共产村”实为况春田在根据地的首创。还有一个客观条件不可忽略：况家河土地总面积为52石，其中土豪一户占地8石多，外村一位地主占地3石多，农民实际仅有田地8石，余下32石为况姓祖田，由土豪兼大管事况绍如掌管。暴动后，土豪田地没收，祖田全部接管，加上各户自有的少量田地(每户不过几分)，合并时阻力不大。

“共产村”使暴动后的群众迅速过上了衣食无忧的集体生活，虽不富足，但比起先前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状况不知好了多少倍。大家平等自由地生活在一起，一同干革命、搞生产，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然而，况春田对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民主革命任务尚未完成，敌人力量还相当强大，在这样的条件下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既不恰当也不现实。“七·一七惨案”后，“共产村”元气大伤;1930年冬再次遭烧杀后，独立政府已感到无力回天。恰在此时，以曾中生为书记的中共鄂豫皖特委在根据地纠“左”。仙居区委主要负责人找况春田谈话，明确要求停办“共产村”。至此，在以况春田为首的独立政府和全村群众苦苦支撑整整两年之后，“共产村”于1931年农历五月正式宣布解散。村里土地按政策分配到户，独立政府改称村苏维埃政府，况春田调任仙居区苏维埃政府主席(1933年被国民党“清乡”团杀害)。此前此后，畈上村、王家咀村和高桥区的“共产村”也相继停办。

 

编辑：施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