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东革命老区团风县不大。版图面积不过838平方公里，辖10乡镇200个村，人口38万。放在全国的版图上，它像一个不起眼的逗号，嵌在大别山南麓与长江中游北岸的褶皱之间。但若把时间标尺拉长到二十世纪前半叶，翻开那页浸透硝烟与血泪的中国革命史，这个小逗号便会骤然放大——变成一个大写的惊叹号。

从1921年中共同创之初，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整整28年间，团风的红旗从未倒过。这面红旗的物理轨迹，至今仍可被一条完整的物证链所追索：从回龙山八斗塆浚新学校那间初创的党小组，到大革命时期风起云涌的农协，到杜皮孙家冲山林间竖起的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再到长江边团风镇渡江战役炸开的黎明——四个历史时期，环环相扣，时空连续，沉默而确凿。

星火·建党先声在八斗塆亮起

1921年7月下旬，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和浙江嘉兴南湖的红船上，13名代表正在完成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而在几乎同一时刻，距此1000公里外的回龙山八斗塆浚新学校里，另一条线索也已悄然就绪。

这年7月16日至21日，恽代英、林育南、林育英等24名武汉互助社成员在此召开年会，宣布成立“共存社”——一个明确以“企图阶级争斗、劳农政治的实现”为宗旨的布尔什维克性质组织。它的出现，把团风的命运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史直接缝在了一起：共存社虽非中共正式组织，却已是同一颗火种种下的预演;它次年即自行解散，成员有序转入中共与青年团序列——这是建党叙事中极少被正面书写的“先遣站”。

同年10月，经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与林育南介绍，林育英、卢斌、胡亮寅、陈学渭等正式加入中共，八斗塆党小组随之建立，胡亮寅任组长。一个月后，在陈潭秋的督促下，陈学渭与萧人鹄、郝云等在陈策楼建立起另一个党小组。八斗塆和陈策楼这两个最早的农村党小组，隶属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直接领导，使团风所在的老黄冈县，成为全国最早建立基层党组织的县份之一。

星星之火的意义，从来不止于“有一点火”。从八斗塆走出去的党员，很快被分派到武汉、大冶、河南乃至更远的地方从事工人运动与基层建党。团风在这个意义上，扮演了鄂东建党“母巢”的角色——它不是被动等待革命到来的乡野，而是主动向外输送种子的一方。

而更早之前，从辛亥年到五四，这条根系就已蓄力。何自新在武昌牵头创办湖北第一个革命团体“武昌科学补习所”，熊十力在武昌成立“黄冈军学界讲习社”，殷子衡回到团风小学创办团风坪江阅报馆——日知会在团风的重要革命活动场所——把反皇权与民主主义思想的火星，提前撒进了这片土地。1911年武昌首义，团风数十名志士直接参与组织发动。辛亥的未竟之事，最终在共产主义的框架下找到了新的答案。

惊雷·农运怒潮与白色恐怖下的折而不挠

1924年到1927年，是团风红色历史上最暴烈也最具群众性的章节。

依托八斗塆和陈策楼两个党小组奠定的组织底座，共产党员以教书为掩护，在回龙山、滚子河、华家大塆等地秘密串联。1925年起，省农民运动特派员华振远、王平章等到团风发展党团组织，半年内建成3个党支部、4个党小组，黄冈支部升格为黄冈特别支部。这年8月，全县第一个农民协会在陈策楼诞生;随后回龙山、磙子河农协相继挂牌。1926年10月北伐军进占黄州后，全县农民代表大会召开，宣布“黄冈县农民协会”成立，委员长由陈潭秋的三哥陈防武担任。到1927年2月，全县农协会员达24万，居鄂东各县之首。

24万人——那意味着农协的旗帜一旦竖起，“一切权力归农会”就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成为穷乡僻壤里真实运转的秩序。各级农协组织群众清算地主恶霸，将团风商会保卫团改编为农协自卫团，建立自己的武装。《汉口民国日报》在1927年6月的报道中不吝笔墨，称团风(黄冈)农协为“全省最大的农民协会”，称其区县组织“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

然而惊雷之后必有冰霜。1927年7月13日深夜——距南昌起义仅半个多月——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部长陈潭秋偕胞弟陈荫林秘密潜回团风镇，在团风大庙(善济禅寺)主持召开县委扩大会议。300余名党员和农协骨干挤在昏暗的大庙里，听陈潭秋通报国民党反动派随时可能举刀的信号，听他对转移与隐蔽逐一部署。县委书记陈学渭率300余人编入贺龙部队军官教导团，随军东下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未能转移的人，则沉入更深的暗河。

几天后，何健的35军由武汉经阳逻进抵团风及黄州，捣毁各级党组织和农协，地主豪绅卷土重来进行反攻倒算。全县被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但“折”不等于“断”。10月，省委派罗四维与陈卫东回团风。11月在烽火山翊明庵，幸存党员重新集结，中共黄冈县委恢复，罗四维任书记。依“八七会议”精神制定的暴动计划，终于在1928年腊月初七的夜晚付诸行动：来自回龙山、方高坪、沙河图、杨鹰岭等地的300多人摸黑扑向回龙山大庙，当场抓获并处决保卫团团总梅朗如——史称“回龙山暴动”，打响了团风土地革命时期农民暴动的第一枪。以此为基，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成立，县委恢复9个区委30多个支部，300多名党员重新找到了彼此。

暗夜·地窖中的意志与大别山的骨架

1928年至1937年，是团风革命史上最漫长、最幽暗的十年。红六军覆灭后，县委机关遭全面破坏，漆先庭、罗木庭等被迫转移至鄂豫皖边区河南新县。1932年10月，漆先庭串联上了高山、梅炳贵、程鹤鸣、刘天元、林适存等老党员，恢复了铁冶、筲箕垱、庙河、黄麻坳(新洲)等支部的工作。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以杜皮为中心，北抵麻城栗子河，南到总路咀，东达浠水何家寨，西至新洲三店，方圆100多里的地方，都建立了党组织，共秘密发展党员100多人。

真正撑住这张网的，是把身体当成钉子钉进绝壁的那些人。1936年前后，红二十八军进入团风活动，在贾庙、杜皮一线打土豪筹粮。高敬亭从部队抽调十人组成“黄冈便衣队”，代行中共黄冈中心县委权力，汪少川任队长，漆先庭同时担任县委书记。便衣队神出鬼没地袭击贾庙乡公所、百福寺保卫团，在杜皮“七冲”(孙家冲、何家冲、东冲、南冲、船石冲、魏家冲、黄细冲)一带建成红二十八军进出安全并可随时补给的根据地。杜皮的老百姓把自家不多的口粮偷偷送到约定地点，把伤员藏进柴垛后面的地窖——这种事不会出现在任何一份“战报”里，却是红旗不倒的真正支点。

代价也随之而来。1937年春夏，国民党当局调集32师、33师、102师、103师等7个师加省保安团约7万人，对杜皮“七冲”实施围剿。6月18日起强迫百姓“搬家并村”，强化保甲，推行“五家连坐”。红28军主力被迫避开，便衣队也转移了。留下的中心县委成员分散隐蔽，漆先庭辗转躲到浠水何家寨一带。

十年暗夜压下来时，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依靠。能依靠的，只是那种近乎本能的信念：只要还有一个党员活着、一口地窖能藏身、一家老乡愿意半夜开门递一碗红薯，组织就不会死。

烽火·鄂东抗日第一枪与王家坊后方

1937年9月，汪少川奉高敬亭之命率便衣队回到杜皮，向漆先庭等传达中共中央和红二十八军关于国共合作的指示。10月，双方代表在贾庙贾家塘会谈，达成停火协议，10年内战在此地率先画上句号。

次年初，漆先庭、林少怀赴汉口，与中共湖北临时省委接上关系，“黄冈中心县委”的组织关系正式由军队党委序列转交地方省委。省委随即组建了抗战爆发后全省第一个县委——黄冈中心县委，刘西尧任书记，漆先庭任统战部长，张体学任军事部长。中心县委机关几经转移后落脚杜皮孙家冲，并在张家塆、卢福坎举办“鄂东青年训练班”，为抗日武装培训骨干。全县党员迅速发展到600余人。

1938年10月，日军轰炸团风镇，正街数十家店铺化为焦土，数十平民殒命。22日，日军由浠水逼近上巴河，国民党军161师、162师在杨家河、平麓山一线阻击失利后撤退。23日起，团风、黄州、阳逻相继沦陷。

就在黄州与团风沦陷的当晚，在方毅直接领导下，中心县委在杜皮张家山组建了湖北最早的一支人民抗日武装——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仅30多人、20多条枪，张体学任队长。12月，经谈判整编为“国民党革命军陆军二十一集团军独立游击第五大队”，下辖4个中队730余人，大队长张体学，政委刘西尧。

1938年11月，方毅、张体学率挺进队夜袭淋山河日寇据点——打响了鄂东抗日第一枪。次年2月，五大队三营营长漆少川率30余人偷袭宋墙日军驻点，毙敌12名，震动鄂东。马鞍山(牛车河)伏击战中，抗日五大队与国民党军172师联合伏击日军高桥联队，击毙佐藤大队长以下官兵800余人，是为响彻鄂东的“马鞍山大捷”。

但这支真正抗日的队伍，却先被“自己人”背后的刀锋所伤。1939年9月，国民党桂系172师和省保安团以10倍兵力包围五大队驻地，“夏家山事件”爆发：供给处长郭力、三营教导员曹云路以下百余名指战员壮烈牺牲;杜皮及周边搜捕共产党员与进步群众500余人，其中200多人被杀害。

劫后余烬中，文祥、漆少川率残部突围至王家坊湖区，重组黄冈县抗日游击队。1941年黄冈县抗日民主政府在王家坊正式成立，孙侠夫任县长。新四军第五师第十四旅以王家坊为根据地，设枪械修理所、被服厂、印钞厂、医院，年修枪支数千支，产被服万余套——这座深藏在湖区苇荡间的“隐形城市”，成为鄂豫皖边区最重要的战略后方之一。

仅仅杜皮一个乡，就累计向红二十八军和新四军输送兵源6200人，供粮约800万斤、银元33万块、军鞋54000双。这些数字读起来干燥，但若你走进杜皮烈士陵园，看那286座有名或无名的墓碑排向山坡尽头，它们就都有了温度。

破晓·渡江

1945年9月，日军在黄州投降撤离，黄州光复。但和平的窗口极短。11月，王家坊一带1800余名党政干部和武装人员奉命东移大悟山;漆先庭等年老体弱者隐回杜皮山区。翌年3月，新任黄冈县长朱怀冰抛出“宁可错杀一千，不准放走一个”的血腥清洗令，团风再度跌入腥风。

1946年6月底，中原部队开始中原突围。张体学率独立第二旅留在团风大崎山周遭牵制敌军。国民党强迫百姓搬家并村，年近60的漆先庭在黄细冲河边一孔石洞中藏身100余天，只吃了83餐——这个数字后来被人记下来，因为它比任何口号更能说明什么叫“红旗不倒”。

熬过最黑暗的1946年秋冬，漆少川继任中心县委书记，以惩除恶霸、发放农户贷款、重建便衣队的方式一点一滴夺回主动权。1947年8、9月，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刘邓大军)12万余人千里跃进大别山，团风成为大军南下的落脚点与支前前沿。县委书记漆少川将积攒的8担银元悉数送交大军总部;团风镇商户捐出3万多银元加三脸盆金银首饰;回龙山区送来大批布匹。10月起，依《中国土地法大纲》发动的分浮财、分田地运动全面铺开。

1949年春，形势急转。3月21日夜，张体学率鄂豫军区独立师奔袭沙河图绥靖团，6小时内歼敌640余人，基本消灭了县内成建制的国民党地方武装——渡江战役的北翼大门，由此被从里面撬开了一道缝。

5月13日深夜，四野43军156师466团向团风镇发起攻击。激战近7小时，毙伤俘敌487名，夺获大小船只400余艘——其中包括48条大型木船。466团72人负伤、43人牺牲，牺牲者多为朝鲜族战士。团风之战作为渡江战役最北翼的突破口，其意义不仅在于拔掉了江北最后一个敌据点，更在于它为随后的大军横渡提供了第一批可用的船——5月15日起，全县共调出船只900多条、船工5万余人次，供粮千万斤以上，30万大军经此涌向江南。

5月，中共黄冈县委与爱国民主政府随军迁黄州，7月再迁团风——团风被定为黄冈县新县治。红旗，终于从山冲、从苇荡、从残墙基脚，回到了镇中心的旗杆上。

尾声：红旗不倒，是因为有人一直举着

5600余名烈士的名字刻在石碑上，更多的名字没刻上去——他们死于无名山冲的冷枪、死于并村时保甲的告密、死于缺医少粮的饥饿，没有留下一张照片，甚至没有一个完整的姓名流传。

但他们的痕迹在。在八斗塆共存社旧址那圈重修的墙基里，在杜皮“七冲”的泥土层里，在团风老码头被江水一遍遍冲刷的堤岸上，在老乡家传了三代的那只豁口搪瓷缸里。物证链之所以珍贵，不在于它证明了一段历史“存在过”，而在于它提醒我们：那段历史是靠谁的存在才撑住的。

团风不大。但在28个年份的重量面前，它比很多看上去更大的地方，都要沉、都要硬。

红旗不倒——不是因为旗布不会破，而是因为总有人在破布飘飞的时刻，把一根新竹竿削尖了，重新插上山顶。

 

编辑：施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