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1/15 浏览量: 作者:詹学易 来源:红安县老促会
董必武同志从1940年起,就由毛主席领头在全党被称之为董老。董老是位德高望重的忠厚长者形象,难以想象他与谍战、谍报有何关联。由于革命战争的需要,他凭借自己的博识和睿智配合周恩来同志,在国共博弈的舞台上展示过谍战大师的风采。以下四位隐蔽战线上的传奇情报人员,有的直接受命于董老,有的深得董老指导。
一、蒋介石的“心腹爱将”韩练成
1909年出生于甘肃省固原县贫苦农民家庭的韩练成,在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时救蒋介石于重围之中,蒋介石得知他并非黄埔军校学生时,当即下了一道手令:“六十四师独立团团长韩圭璋(原名)见危授命,忠勇可嘉,特许军校三期毕业,列入学籍,内部通令知晓。”
1946年下半年,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被粉碎后,遂改为对陕北和山东的重点进攻。为此,蒋介石决定将驻守海南岛的韩练成任军长的桂系四十六军调往山东莱芜一线。韩练成在去往山东的途中,于1946年11月6日到上海,利用白崇禧正在南京开会的机会,同白的夫人商妥,约董必武到白公馆楼上接头。由白夫人在楼下守护,不许旁人上楼。董必武与韩练成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详细了解情况后,向韩练成分析了形势,指出蒋介石已经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大举进攻解放区,新的全面内战已经爆发。最后特别交代了与陈毅所率华东野战军的配合任务以及具体的联系方法。11月8日,董必武将谈话情况向中共中央作了详细汇报,并提出如下建议:一、韩练成部二万四千人驻胶济线之胶县、益都一线,司令部设于胶县。韩不愿打内战,辞职又不准。我方可争取该部起义。二、我方不宜直接攻打胶县、益都两地,只在中间地带佯动。该部则无需与我方发生战斗。三、让陈毅密派有能力的代表,携带密码,用“周仕田”的名字去该部策划起义事宜,并随时获取情报。四、在韩若受命不得已占领我方某地时,我方稍作抵抗即可撤退。待时机成熟,他可随时举义。五、请中央速电陈毅研究执行,并复示为盼。1947年1月1日,中央军委电告陈毅:“派员以董必武的名义与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联系起义事宜。”陈毅随后安排政治部主任舒同率杨斯德,解魁等同志前往四十六军,舒同与韩练成达成总体方案后返回华东野战军,杨斯德、解魁留在四十六军做策应。
莱芜战役正式打响于1947年2月20日,韩练成按事先与舒同商定的第二方案,借机离开司令部隐藏起来,果断放弃指挥,使敌军陷入无人指挥的混乱状态。华东野战军于2月23日下午顺利结束战斗,全歼国民党军共七个整旅,七万六千余人,活捉第二绥靖区中将副司令李仙州。时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二绥靖区司令的王耀武得知如此惨败的消息大为震惊,骂道:“七万多人啦,三天就没了。老子就是放七万头猪在那里,叫共军抓三天也抓不完!”陈毅同志则赞誉:“莱芜战役第一功,当属周恩来同志和董老。”
韩练成同志后于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获一级解放勋章。继韩练成起义之后,刘文辉,邓锡侯与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能在关键时刻率部起义,正是我党隐蔽战线同志们的长期工作的必然结果。瓦解离间敌军,争取高级将领放弃抵抗、临阵起义的工作,在降低伤亡,顺利解放全中国的伟大事业中具有不可估量的特殊意义。
二、胡宗南身边的机要副官熊向晖
“龙潭后三杰”之首的熊向晖,1919年4月出生于山东省掖县(今莱州市),1936年考入清华大学,在校期间参加了中共北平学生运动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同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七七事变后,清华大学和北平、天津的其他大学一起被疏散到湖南长沙。借长沙方面组织青年战地服务团到国民党第一军胡宗南部“服务”之机会,在武昌打入胡宗南部,后一直任机要副官一职长达十三年之久。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1937年12月底,熊向晖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请示到胡宗南部如何开展工作时,董必武向他传达了周恩来的意见,要求他注意克服自身急躁、骄傲的毛病,要甘守寂寞,做一颗“闲棋冷子”,董必武让他记住三点:一是不要急于主动的联系党组织,不要离开胡宗南的部队;二是要隐藏好党员身份,不发展党员,不参与服务团的领导工作,保持不左不右的爱国进步青年的政治面目,主动要求加入国民党,即使受到进步青年的误解也要忍耐;三是在国民党内要宁亢勿卑,但不宜过亢。最后,董必武送给熊向辉八个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按照董必武的要求,熊向晖这颗闲棋冷子要么不动,一动惊天。1943年6月1日,蒋介石亲自主持召开官邸会议,决心剿灭中共武装和根据地“分裂政权”。蒋介石随即密电胡宗南“借共产国际解散良机,闪击延安,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行动绝对保密!”胡宗南7月2日回电“部署就绪,定于7月9日进攻延安。”熊向晖于7月3日将上述情报传递给了西安地下党组织,再由八路军驻西安的联络点发电报至延安。当时延安仅有一个保安团和一个警卫团戍守,毛泽东、朱德在万分危急时镇定自若的唱了一曲真正的“空城计”:一、7月4日由朱德给胡宗南发出明码电报:“道路纷传,国府中央将乘共产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当此抗日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则陷国家民族于危难之境。”二、毛泽东亲自撰写《质问国民党》一文在《解放日报》上公开发表。三、大张旗鼓的在延安召开三万多人参加的紧急动员大会,揭露蒋介石的阴谋,并通令全国,呼吁停止内战。蒋、胡原本是要“攻其不备”地“闪击”延安,却没想到进攻计划这么快就被公之于众,无奇可言;而且延安方面又已严阵以待,做好了迎战准备。只好放弃计划,下令收兵。
1947年3月1日,胡宗南对熊向晖说:“前天总裁急召我来南京,说美苏英法四国将于3月10日在莫斯科开会,届时将讨论中国问题。总裁命令我直捣共党老巢延安。并选在四国外长开会的第一天,即3月10日发起攻击。”然后胡宗南给了熊向晖两份绝密文件,一份是经蒋介石校准的进攻延安的方案,一份是国民党对陕北共军兵力的配置资料。命令熊向晖根据这两份文件绘制一幅作战草图。3日上午,熊向晖随胡宗南和参谋长盛文乘专机回到西安。当天晚上,熊向晖就将那两份绝密文件的详细内容送到了新华巷一号(西安《新泰日报》主编王石坚的住所),再转报延安。中共中央机关据此果断放弃延安,在陕北地区与胡宗南玩起了捉迷藏。毛泽东撤离延安时在窑洞里还给胡宗南留下了一首打油诗:“胡宗南到延安,势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退不得,奈何、奈何?”
胡宗南四年间两度“闪击延安”的计划均告破产,毛泽东大赞熊向晖“一个人可抵几个师”!周恩来说:“我党打入国军内部的情报人员工作卓越,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属于龙潭前三杰;国共战争期间的熊向辉,陈忠经、申健就是龙潭后三杰。”
三、按住蒋介石“脉搏”的“谍战玫瑰”沈安娜
沈安娜1915年出生于江苏泰兴一个书香门第之家,肆业于上海南洋商业高中,毕业于上海炳勋速记学校。1935年就职于浙江省政府秘书处议事科任速记员。受姐姐沈伊娜、姐夫舒日信的影响开始走上革命道路。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和丈夫华明之随浙江省政府机关西撤。辗转途中于1938年5月的一天,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见到了董必武。董必武对她说:“你以前做过情报工作,又有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骅的关系。朱家烨现在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你可通过他要求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去工作。”沈安娜却说她们夫妇原本是希望通过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去延安的。董必武耐心开导她:“你要以大局为重,从长远着想。我们的同志不可能轻易打入中统,别人不具备你这样的条件。”沈安娜恳求道:“能不能让我去延安学习一年?就一年!”董必武微笑着,但坚定地说:“一天也不行。只要你去了延安,就再也不可能去到国民党中央党部了。”临别时董必武交代道:“在国民党要机警灵活,特别要善于隐藏自己。”
按照董必武的指示,沈安娜很快就找到朱家骅,朱在浙江时就很赏识沈安娜,他说:“中央党部正缺速记员,我给你办个手续就可以了。待遇还不错。”朱问:“你是不是国民党员?”沈安娜回答:“我在浙江时很年轻,还不是,现在可以加入吗?”朱立即给他办理“特别入党”手续。“特别党员”须由三名国民党中央委员介绍,手续简化。还在党证上标有“特”字。沈安娜临时先在朱家骅亲自负责的“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工作。1938年8月,武汉保卫战失利,沈安娜和华明之去了重庆。两个月后,沈安娜正式成为国民党中央党部机要处速记员。
沈安娜同志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是1939年秋。我党白区工作的16字方针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为确保沈安娜安全地“以待时机”,党组织让他长期处于“静默”状态,直到1945年10月才被重新“唤醒”。凭着每分钟200字的记录速度和写得的一手好字,沈安娜长期担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等重要会议的速记员。国民党中央党、政、军、特等所有高层会议上,凡由蒋介石亲自主持的会议,她都是速记员的不二人选。利用职务之便,她获取了许多国民党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的重要情报,并及时传递给中共地下党组织。其中包括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起草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和《异党问题处置办法》的原件,以及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起草的反共清党的文件。这些重要情报为我党粉碎国民党的反共阴谋发挥了重要作用,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沈安娜将国民党“党团会”商定的谈判方案传递出来,使中共代表团有准备的掌控了谈判的主动权。华明之同志也是一名出色的情报人员,长期担任党组织与沈安娜之间的联络员,沈安娜获取的情报大多都是由他传递给党组织的,她俩是我共隐蔽战线上令人尊敬的革命伉俪。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央领导高度赞扬她俩是“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
四、红色作战厅厅长郭汝瑰
郭汝瑰1907年出生于重庆铜梁县,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赴日本士官学校,期间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回国后考入陆军大学,成了“天子门生”。淞沪抗战时任国民党第十八军十四师四十二旅旅长,率部与日军拼杀七昼夜而阵地不失,一战成名。在武汉会战、长沙会战中屡立战功,深得陈诚、薛岳青睐,并最终成为蒋介石认定的“军界精英”。但郭汝瑰心中自有思量,1943年他奉调从前线返回战时陪都重庆时,颓败不堪的现实让这位爱国将领感到彻骨的心寒。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像我这样对剥削憎恨,略具爱国心和正义感的人,到重庆目睹国家要在一批囊虫手中葬送掉,而不弃暗投明以挽救国家,是不可想象的。”
1945年5月,郭汝瑰经黄埔军校同学任逖猷介绍时结识了任廉儒。受董必武指派,时任中共中央社会部负责情报工作的任廉儒(1953年7月11日病逝,葬于重庆市磁瓷口烈士陵园。董必武亲笔书写“任廉儒同志之墓”的碑文)担任与郭汝瑰的单线联络员,在任廉儒的安排下,董必武两次会见了郭汝瑰,郭汝瑰有两个愿望:一是要求恢复党籍,二是想去延安。董必武对他说:“要求恢复党籍原则上可以,但要经过一番考验,我们的同志想要打入国民党机要部门,并像你这样在关键岗位上担任要职,那是很不容易的。你去延安的作用相对要小些,留在白区可以为党做更多的工作。希望你能为党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情报。”郭汝瑰自此开始了红色谍战的生涯。
由于陈诚的保荐,郭汝瑰一年之内连连升迁,先任国民党军总参谋部办公厅副厅长,再到国防部第五厅厅长、第三厅作战厅厅长。作战厅厅长直接参与指挥作战,并经常要主动向蒋介石提供作战方案,定期到蒋介石官邸汇报战况,听取指令,有时还要随蒋介石到各战区视察。因此郭汝瑰经任廉儒送出的一份份情报是极具价值的。郭汝瑰在国防部作战厅厅长的位置上,不仅获取情报,还在扰乱敌营、诱使敌军方面做得天衣无缝。如1948年10月淮海战役前夕,何应钦在国防部召开的作战会议上提出“守江必守淮”的主张,决定集中优势兵力于徐州、蚌埠之间的津浦铁路两侧,寻机与共军决战。还责成郭汝瑰制定作战方案送蒋介石审批。此方案尚未下达到有关国民党军队就先到了解放军的作战指挥机关。战斗打响后,徐州“剿总”决定坚守蚌埠,郭汝瑰又诱使蒋介石改在徐州外围作战,增加了蒋军在移动中被解放军分割围歼的机会。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郭汝瑰认为蒋介石败局已定,他的潜伏价值不大了,就再一次向任廉儒提出去延安的要求,任廉儒向郭汝瑰传达了党组织和董必武的批示:“解放军渡江后,蒋介石必然妄图固守西南,那时必有恶战。你可争取掌握一支部队,待解放军进军大西南时举行起义,这不是比到解放区作用更大吗?”郭汝瑰找到顾祝同,要求下部队出任军长。蒋介石任命郭汝瑰为七十二军军长,要他重建这支已经在淮海战役被解放军围歼了的部队,并立即开往四川。蒋的任命正好与党对郭汝瑰的要求相符。他喜出望外地将此消息告知任廉儒,并要求任廉儒也能去四川经常保持联系,再加派一些军事干部来帮他掌握部队。郭汝瑰即刻重新组建七十二军,在上海北四川路的一个小学里设立军部并招兵买马,委任了自己信得过的人任师长、团长,还向国防部和联勤总部补足了一个军的枪械、车辆及所需装备,然后立即赶赴四川,一面举办军官队集训,一面派员招兵。在四川当地很快就招满了两个师的兵员,加上同为陈诚派系的罗广文拨给的一个师。七十二军一下子就成了四川境内的四个机动主力军之一。在郭汝瑰回到四川重建七十二军的同时,任廉儒也以重庆川盐银行高级职员的身份回到四川与郭汝瑰保持联系。在移除了蒋介石安插的特务与眼线,并做好了包括副军长卿云灿等中、高层军官的思想工作后,1949年12月16日,郭汝瑰在四川宜宾通电全国,率七十二军和平起义。蒋介石幻想的固守大西南的计划终成泡影。
董老奋斗的一生本就是一部传奇。董老不是将军,但他是将将之师。董老未带过兵,但他指挥的韩练成、熊向辉、沈安娜、郭汝瑰等人,个个当抵十万精兵。董老是红安革命的先驱,董老是红安当今儿女的骄傲。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董老的思想、董老的品德、董老的精神在红安人民心中永存。
编辑:张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