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家山事件”，是1939年9月1日国民党五战区桂系第七军172师，勾结鄂东游击总指挥部第十八纵队和省保安八团及黄冈、麻城两县的自卫队，对中共领导的鄂东抗日独立游击五大队驻地夏家山、芦柴坳、龙王山、回龙山等地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这次的国民党军事“围剿”，公开破坏国共两党在鄂东联合抗日的大好局面，给五大队尤其是黄冈北部山区党组织造成严重损失，后来人们称之为“夏家山事件”，也是毛主席在1940年2月1日延安“讨汪大会”上指出的“鄂东惨案”。

一、“夏家山事件”的历史背景

抗日战争由防御阶段转入相持阶段，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和日本对华政策的变化，国民党政府的内外政策也发生变化，将重点由抗日转到反共，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制定“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随后又秘密颁发《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和《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并在全国制造一系列反共摩擦事件。鄂东的反共气氛也因此逐渐加浓，国共关系日趋紧张。进驻大别山的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部，以司令长官李宗仁为代表的桂系势力，同蒋介石之间有矛盾，在互相争权夺利上积怨较深，为防止被蒋介石借日军之手吃掉自己，全国抗战初期在一定程度上与共产党保持着联系，对蒋介石的反共政策采取拖延的办法，为中共湖北地方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争取到一段时间。中共鄂豫皖区委的建立和鄂东抗日独立游击五大队的改编和发展正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当看到共产党领导的五大队等抗日武装不断发展壮大，蒋介石开始命令他们反共时，李宗仁等与蒋介石的认识完全一致。在鄂东，国民党桂系势力和鄂东游击总指挥部是阻碍鄂东抗日独立游击五大队发展并企图消灭之的主要力量之一。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后，程汝怀闻风而动，在鄂东加紧制造反共摩擦。上半年，在罗山，围攻新四军六大队杨家店通讯处，活埋中队长杨厚益等5人;在黄梅，围攻游击第八大队，惨杀抗日人民和共产党员石英等数百人。程汝怀的游杂部队，专以游击百姓为职志，视五大队为眼中钉。鄂东人民对其恨之入骨，民间曾流行这样一副对联，讽刺他及其爪牙保安八团团长王啸风，上联是：“王子本无能，啸聚山林，凤鹤频惊，日寇未来先丧胆”，下联是：“程度颇合格，汝图富贵，怀安旦夕，人民虽死不关心”。

1939年5月，国民党安徽省政府给所辖各地区行政系统下达密令：“一、严令各乡、镇长监视八路军、新四军行动，并报省府以便防止;二、新四军借抗日名义，组织边区省党如铁一般，殊堪痛心;三、新四军若在地方组织民众，扩大部队，呈报省府即派军队解决;四、吾党应短期组织广大党员制止之;五、各乡、镇公所机关，如有共产党员，一律驱出;六、不准新四军打汉奸，只许检举呈报政府，如新四军有打汉奸的，呈报政府定以武力制止;七、新四军人员在各乡、镇活动，即使带有公文、符号等，也一概捕获处以死刑。

李先念得知这个情况后，特地要贺建华转告五大队领导，要赶快摆脱靠近顽区的境况，向敌后转移，不然有被消灭的危险。(李先念：《关于编写五师战史和鄂豫边区革命史的几个问题》，转引自《新四军第五师抗战历程》，第11—12页)因未与远在恩施的湖北省政府取得联系，行政上由五战区副司令兼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品仙管辖的鄂东行署接此密令，立即停发五大队军饷，而且将中共鄂豫皖区委为五大队修好的一部电台扣留，同时扣留黄冈往返安徽金寨的46名中共党员干部。

二、鄂东国民党顽固派与我“五大队”的摩擦

当时五大队领导和军政委员会负责人也曾派人向鄂豫皖区党委请示，将部队西移到敌后，靠近六大队。区党委却提出了争取“合法出动”这个右倾的要求。当刘西尧根据当时形势，提出“合法出动”不可能时，区党委怕影响“统战关系”，仍坚持“合法出动”，致使五大队迟迟不能离开险境。恰在这时，一向反对五大队主动出击日军的程汝怀，突然命令五大队去袭击淋山河的日军据点，并告之已安排其嫡系邵鹏程、邵继武两个自卫大队分别在五大队的左翼和右翼负责狙击团风、新洲方向增援之敌。

张体学等虽有疑虑，但仍决定由副大队长丁宇宸、中队长刘洪顺率领一中队出发，经过三庙河、玉皇阁到达方广寺山顶，此地距离淋山河日军据点陈家大塆只有七八里。丁宇宸决定把指挥部设在此，派人分别与普安堂的邵鹏程、张家大塆的邵继武联系，两邵都说已准时到达阵地，让五大队放心地对付正面的日军。据侦察，陈家大塆驻有日军一个小队，配有一挺轻机枪和一个掷弹筒。论力量对比，五大队一中队的一个排完全可以对付。

当刘洪顺率部插到陈家大塆跟前，准备袭击时，被敌发现。但因情况不明，日军不敢出战，只是龟缩在祠堂里用机枪往外扫射。五大队负责掩护的机枪一梭子子弹打过去，日军的机枪立即哑了。趁此时机，刘洪顺一马当先，踩在一名战士的肩上攀上屋顶，准备居高临下地往祠堂里面射击，回首突然发现国民党两邵的部队在朝玉皇阁方向运动，企图切断五大队的退路，以借日军之手消灭五大队。刘洪顺为了保存有生力量，避免全军履没，不得不放弃攻击，撤出战斗，并向指挥部报告。丁宇宸获悉情报后，大吃一惊，一面命令刘洪顺无论花多大代价，一定要顶住陈家大塆出来的日军，一面派人到两邵部队前进的路上喊话，质问他们为何要向五大队身后迂回。两邵见阴谋已经败露，只好连说“误会”，命其部队各自退回去。

6月底，桂系部队第七军在罗田滕家堡抓获共产党军队干部战士19人，妄图切断鄂东军政委员会和五大队与中共鄂豫皖区委的联系。7月初，鄂东国民党军政当局放出大量谣言，诬蔑五大队“逃避作战，不服从命令，自由行动。绑架勒索，妄杀无辜。私立名义，任意改编”等。种种迹象表明，一个企图消灭五大队的巨大阴谋正在酝酿之中。

五大队严密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开始在党内、部队和群众中广泛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宣传中共“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主张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严正立场，号召军民提高警惕，加强政治工作和军事训练，准备给武装挑衅者以坚决的打击。

五大队大队部借纪念全国抗战两周年之机，在夏家山召开进行反摩擦教育的盛大军民庆祝大会，并邀请一贯反共的国民党鄂东十八纵队司令王啸风到会讲话。他口口声声叫嚷“一个政党，一个政府，一个领袖”。五大队军政委员会书记刘西尧向其郑重强调中共的主张和五大队的立场，进行很有分寸但是针锋相对的讲话。晚上，还举行联欢会，五大队宣传队演出自己编排的精彩节目。大队长张体学亲自登台表演。他扮演一只威武的老虎，高唱：“顽固分子想一想呀，老虎头上莫擦痒呀!顽固分子要记牢呀，老虎嘴边莫拔毛呀……”妙趣横生，将晚会推向高潮，赢得观众长时间的鼓掌。

三、“夏家山事件”在阴谋中酝酿

从8月中旬开始，桂系一七二师和鄂东游击总指挥部以全线出击新洲等地日军为名，调集10倍于五大队的兵力，向五大队驻地夏家山、芦柴坳、龙王山、回龙山等处步步逼近。其驻浠(水)蕲(春)广(济)的十七纵队，以接防为名，向黄冈黄土岭集结;十六纵队李九皋部，以出击汉麻公路沿线日军为名，由(黄)安麻(城)边东移;盘踞于黄冈北部金鸡坳、油麻岭、周铁河、大崎山一带的十八纵队，占领芦柴坳南面裴家山顶的制高点，将五大队大队部与杜皮龙王山、回龙山两个中队的联系切断;驻麻城尹家山的国民党黄冈县自卫大队黄雨亭部，移驻夫子河附近，密切监视五大队的行动，扼住五大队从夫子河出冈麻边的要道，切断大队部与驻扎在夫子河3个中队的联系。这样一来，鄂东顽军便将五大队截成3段，完成分割包围的目的。

8月25日，鄂东游击总指挥部(这时由程树芬代理总指挥职权)一面命令五大队开往宋(埠)歧(亭)公路一线，出击汉麻线上的三店、柳子港、三屋塆等地日军，一面调桂系172师的两个团进驻到夏家山东北、西北一线，扬言要接防夏家山，逼迫五大队退出夏家山驻地。这是程树芬设下的恶毒圈套：如果五大队遵令出击，可形成日军攻其前、国民党军袭其后的局面，达到将五大队一网打尽的目的;如果五大队按兵不动，总指挥部则可对其加以“不听调遣，违抗军令”的罪名，名正言顺地将其聚歼。

8月29日，桂军172师逼第五大队退出夏家山。这时，张体学带着一个中队到杜皮龙王山与文祥和漆少川联系工作未归。在夏家山的刘西尧、丁宇宸、汪进先、吴林焕分析形势认为，国民党顽固派要向五大队下手，迅速做出决定：参谋长吴林焕带两个中队立即向西出动，与正在返回夏家山途中的汪进先所率的一个中队会合，再一同继续西进;刘西尧、丁宇宸带领其余两个中队、机炮排、大队部机关及后勤人员随后跟进;同时派人给张体学送信，要他带队伍西进，命令文祥、漆少川及所属部队留在黄冈坚持斗争。刘西尧随即将上述部署电告鄂豫皖区委。吴林焕、汪进先按照部署，带着两个中队于29日晚顺利地通过顽军的包围圈。这时，仍在夏家山的刘西尧接到鄂豫皖区委的回电。电报虽然同意他率五大队主力西进，但认为形势并不是像刘西尧所说的那么严重，仍然要张体学带一个中队及后勤人员留在黄冈，以维持与广西军的统战局面。

刘西尧对区委复电关于形势的估计和安排，有完全相反的看法，便拟再向区委发电，请求按原计划行动。但在这个关键时刻，电台出现故障，无法接通。随后，侦察员报告，驻夏家山前方，包括夏家山到黄冈三区必经之路的顽军十八纵队、保安八团，宣称去打日军，已全撤走。稍后，五大队先前派去鄂豫皖区党委汇报工作的赵辛初等三位同志从金寨平安回到夏家山。他们讲述一路上碰见许多广西军，对他们态度很友好，并没有刁难他们。这两个消息，使刘西尧等产生错觉，相信了区委对形势的判断，因而延滞了原定部署的行动，只是于当天晚上将部队及机关、后勤人员转移到芦柴坳，并通知张体学及黄冈中心县委书记文祥到芦柴坳，商讨关于落实鄂豫皖区委指示的问题。就这样，五大队迟误了两天宝贵时间，使桂军很从容地完成了包围五大队的各项部署。

30日，刘西尧在芦柴坳主持召开紧急军政委员会会议，讨论鄂豫皖区党委指示。经认真分析研究最后作出决定：第一、张体学带一个中队和大队机关继续留下迷敌。第二、刘西尧、丁宇宸按原计划西进，奔赴七里坪与游击第六大队会合。

8月31日午饭后，刘西尧、丁宇宸带着两个中队、机炮排及部分机关人员700多人，从芦柴坳出发西进。黄昏时分，队伍行至夫子河附近，先头部队被顽军阻拦住，不准通过，几经交涉，仍然无效。刘西尧等连呼“上当了”，便立即送信告诉张体学他们遇到的情况，同时决定将部队安排在芦柴坳至夫子河的大路以北隐蔽宿营，以便接应兵力单薄的张体学。当晚，“袭击日军”的陈树芬部猛然调头，把夏家山封锁包围。

四、“夏家山事件”爆发

9月1日，桂军172师勾结鄂东游击总指挥部王啸风第十八纵队、保安八团，向五大队夏家山、芦柴坳、龙王山、回龙山等驻地同时发起全面进攻。五大队各部被迫奋起抗击、突围。战斗在芦柴坳方向最先打响。刘西尧、丁宇宸、汪进先、吴林焕所率部队开始向芦柴坳的一个山头冲锋，想冲过去接应张体学。但是，顽军火力太猛，未能冲过去，丁宇宸负伤，于是边打边退，在一个三面受顽军攻击的山头上与顽军对峙。顽军以重机枪、火炮猛烈射击。

经侦察得知，正面全是国民党的广西军，情况十分危急。刘西尧和丁宇宸商定，让机炮排用唯一的一门迫击炮和仅有的36发炮弹，向桂军重机枪阵地打去。桂军3挺重机枪全哑了，五大队压力骤减。刘西尧和丁宇宸及所带的一个中队趁机突围出去，绕过一座山梁才稍事休息，等待后面的另一个中队。过了许久，另一中队的一名排长带来一个排，报告中队指导员带的另两个排在与增援的桂军激战中全部阵亡。经过一天一夜的血战，五大队损失了100多人。刘西尧、丁宇宸只得率部继续前行。时近黄昏，他们来到一个山口，正在设法了解情况时，在一座土地庙前见到化装成老百姓的林勉斌。原来，一营一中队副指导员林勉斌奉营长熊桐柏之命特来接应刘西尧、丁宇宸所部。熊桐柏是红二十八军中有名的“小营长”，对这一带的地形非常熟悉。“夏家山事件”前，他奉命带一支队伍在汉麻公路开展抗日游击活动。当他听到夏家山方向战斗打响后，知道情况有变，立即作出判断。他对林勉斌说：“要么他们全部出不来，如果能出来，只有这一条路。你马上换上便衣，到前面土地庙去等他们。”

事情果然不出熊桐柏所料，林勉斌带着刘西尧、丁宇宸及所率部队绕过顽军封锁线，顺利与熊桐柏部会合。另一路突围的部队是离夏家山、芦柴坳较远，驻扎在杜皮龙王山的三营六中队。六中队在三营营长、中队长漆少川，副营长刘洪顺，副教导员易鹏，孙恒久的率领下，掩护中心县委书记文祥等，与范廷玉率领的国民党黄冈大队黄汝廷土顽进行了激烈战斗，胜利冲出包围，转移到铁冶将军山，稍事休息后，于当晚出其不意地插到沿江湖区王家坊。

根据中心县委的指示，二区区委(漆少川兼任书记)在顽军进攻之前进行了充分准备，区委负责人林东英、钟喜堂、张荣生等已转移到鹅公包寨北的山中隐蔽，将所有的文件和枪支弹药等军用物资都做了妥善安排。为了便于与转移出去的负责人联系，区委决定留下年轻共产党员钟子恕和会计、勤务员、炊事员4人，在原地寨上塆设立留守处。“围剿”开始后，范廷玉带领伪县大队一部包围二区区委和六中队驻地。

由于事前有准备，区委没有受什么损失，只是留守处的童霞章(会计)被俘叛变，带领顽军到处搜查，劫走一些军用物资。钟子恕装成农民看稀奇，跟着一群顽军进到漆少川和林东英夫妇原来的住户杜桂春家。顽军一进门，就凶神恶煞地到处搜查。杜桂春一见钟子恕，就连声说：“伢，快来，快来，把灶里煨的茶提出来，倒给长官他们喝呀!”待他走进厨房，杜桂春又跟了进来，压低声音说：“赶快穿上打烟叶的短褂，从后门出去给区委报个信。”钟子恕赶忙从墙上取下衣服换上，小声说了声“童霞章叛变”，便迅速出了后门，钻进松树林里。他一口气跑到区委负责人隐蔽的那个独户人家，告诉己遭顽军包围的消息，同志们暗暗吃惊。白天难以离开，大家就钻进矮松树林里隐蔽起来。天黑下来后，钟子恕带着林东英等到磙子河张家畈，待了两天后再转移到王家坊，与漆少川所率的六中队和中心县委会合。范廷玉在进攻龙王山六中队的当晚深夜，由反共分子丰雪华带领，直扑杜皮东山寺，将老共产党员、启林学校教师林少儒拖到门外，乱枪射死，将学校的桌凳全部破坏。三营的回龙山中队原来由营教导曹云露带领，与黄冈一区区委一起活动，同国民党黄冈县自卫大队第二中队建立了统战关系。

“围剿”开始后，曹云露没有掌握部队，而是只身前去同国民党第二中队交涉，结果被扣，在浠水汪岗南氏祠堂惨遭杀害，回龙山中队因龙飞叛变也被全部打垮。最后突围的一路是张体学率领的一个中队和机关、后勤等非战斗人员。他们所在的芦柴坳是顽军的主要攻击目标，被层层包围。8月31日晚上，鄂东游击总指挥部多次给张体学打来电话，探听五大队的行踪。张体学为了麻痹顽军，掩护刘西尧、丁宇袁率领的主力突围，彻夜未眠，在电话中沉着应对，与顽周旋。9月1日凌晨，王啸风亲自率领保安八团1000多人倾巢而出，猛攻芦柴坳。机关、后勤等非战斗人员，全部被俘。张体学率一个中队奋起激战，损失较大，最后只剩下两个班和少数警卫人员。张体学带着警卫队、手枪队隐蔽在山林草丛之中。待到夜间，他们换上保安八团的服装，在夜幕的掩护下，通过保安八团的封锁线。在四区党组织负责人李仲华机制巧妙地和群众的掩护下休息两天，再由欧少伦带领的三区便衣队接到王家坊，与文祥和漆少川等会合。随后，文祥、漆少川除留下一个手枪队和少数武装人员外，其余部队全交由张体学，由他率部西进。

9月18日，五大队各路突围出来的部队在河南罗山县大小鸡笼山中的周党畈会合。在此，他们同程坦、罗厚福、熊作芳率领的六大队，王海山、钟伟率领的豫南二团组成临时支队，在王海山、程坦统—指挥令下，跨过平汉铁路线，到安陆赵家棚与李先念部会合。

“夏家山事件”中，五大队大部分顺利突围，粉碎了鄂东国民党顽固派企图一举全歼五大队的阴谋，但部队损失严重。刘西尧、丁宇宸所率一个中队的两个排，张体学所率的一个中队惨遭“围剿”打垮，回龙山中队被顽全歼;中队长刘占元、勋文和分队长熊楚新等10多名指挥员阵亡;副大队长丁宇宸、中队长周金等20多人负伤;黄冈中心县委组织部部长张良卿、三区区委书记李福润(咏)于8月31日晚被抓去活理;五大队医务主任戴醒群(张体学之妻)被抓到贾庙杀害，被害后，她怀着身孕的肚子还在蠕动;五大队供给处长姚渠(郭力)，三营教导员曹云露，区委书记杜金鸣、李佑泊，戏剧队员李朔德、孙贤成，看护(护士)戴焕卿(林东英的嫂子，黄安县人，被人卖到杜皮后参加五大队)，电话队长王天凯等400多名五大队机关人员、后勤医务工作人员、伤病员和地方党员干部被捕，惨遭杀害。

五、“夏家山事件”中的“东山寺血案”

在“夏家山事件”的当晚，东山寺庙里，林少儒和他的小儿子朝生一起睡，炊事员黑老三和林泉一起睡，先是远处传来炒豆般的枪声，继而就是一阵砰砰的敲门声。门外有人喊道：“开门，我是张体学叫来的。”黑老三起来要去开门，林少儒朝外道：“我是教书的，不认得哪个叫张体学。你们找错人了。”其实林少儒从敲门的声响中听出来人不是自己人，一般自己人只敲五下，代表“五大队”。

果然不是自己人，外面来人其实是范廷玉部。他们不再叫门，轰的一下子就将门砸开，拉起林少儒就要走。林泉、黑老三等人上去扯住，一人被一枪托打晕在阴沟里了。等林泉他们醒过来时，已是第二天凌晨，天已蒙蒙亮。只见林少儒扑在庙门前的拜台上一动不动，林泉喊了两声，没回应。就赶忙和朝生两个去牵，结果刚把林少儒的身体一扶起，他的面前全是血。再用手试探一下鼻息，林少儒已经没了气。这个1927年就隐蔽下来的老党员就这样被范延玉部下枪杀了。林泉和黑老三两人悲伤不已。本来五大队负责同志动员林少儒下山隐蔽，结果林少儒一再说自己是教书育人的，如果国民党要对他下手，就会使更多的人“认识蒋介石的卖国投降真面目!”这位老党员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五大队突围离开大崎山地区后，国民党鄂东游击总指挥部第十八纵队、保安八团及县自卫大队，重点对黄冈二、三、四区从9月2日起进行半个多月残酷的“清剿”。他们对老百姓实行第二次封山并村，挨村挨户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200多人被害。在各村头村尾都张贴通缉刘西尧、张体学、漆先庭、文祥的“通缉令”。国民党制造的白色恐怖再次笼罩在大崎山周围的上空。

六、“夏家山事件”后重新站起来的鄂东抗日队伍

“夏家山事件”也暴露了早期鄂东抗日斗争在领导方面存在的弱点。首先，在指导思想上不敢深入敌后和战区放手发动群众，行动上放不开手脚，甚至过分地相信暂时的同盟者对其阴谋警惕性不高;其次，抗日武装活动的范围狭小，不仅未突破国民党的限制，而且过于靠近顽区，处于敌伪顽夹击中，没有抓紧开创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因而使抗日军民没有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的战略意图;再次，由于对鄂东和大别山区的战略地位认识不足，故四支队“少数东进”，使人民抗日武装没有成建制的大部队作基础。加上敌、友、我三方在鄂东既错综盘结，力量又极不平衡，致使抗战初期鄂东地区创建人民武装和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工作特别艰苦，发展缓慢。

五大队突围后，桂军171、172师各一部和分驻于黄安、礼山的顽军鄂东游击16、19纵队互相配合，继续向安麻边、安陂边、安礼边窜犯，新四军抗日游击五、六、七、八大队同鄂东地委一起转到罗礼边，先后与鄂豫独立游击支队会合。

根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鄂东地委决定，将大小鸡笼山的人民武装整编为新四军临时支队，王海山任司令员，程坦任政委，下辖一、二、三团以集中兵力向顽军19纵队反击。9月下旬，临时支队从万店南下大悟山，经白云洞蒋家楼，直捣麻沟顽军19纵队蒋少瑗的司令部，将19纵队击溃。随后临时支队转移到平汉路西的安陆赵家棚根据地。初冬，李先念、朱理治、陈少敏等率领的鄂豫挺进支队也来了，豫南、鄂中、鄂东各地人民抗日武装大会师。

1939年9月1日在鄂东发生的“夏家山事件”，早于1941年3月发生的“皖南事变”，是国民党顽固派挑起的多次反共高潮中的大型惨案，是摩擦与反摩擦斗争的一次大较量。为了抗日统一战线的抗战大业，中国共产党人采取“又联合，又斗争”，“在斗争中求团结，在团结中斗争”，“有理、有利、有节斗争存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团结抗日”的大政方针，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一次又一次的反共高潮，坚持了艰苦的14年抗日战争，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湖北鄂东的抗日战争异常的艰难，黄冈人民不仅打响了鄂东抗日的第一枪，组建了新四军第五大队;还经历了日、伪、顽共同制造的两次类似“皖南事变”，一次就是“夏家山事件”，一次是“三台河血案”。

1940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民众讨汪(精卫)大会上，作了《团结一切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的讲演，指出“在湖南就闹平江惨案……在鄂东就有程汝怀杀死五六百共产党员……”这里所说的“程汝怀杀死五六百共产党员”，就是指“夏家山事件”。国民党顽固派在大崎山周围地区大开杀戒，疯狂屠杀鄂东抗日独立游击第五大队官兵及大力支持这支队伍抗战的地方干部和革命群众。“夏家山事件”是蒋介石掀起反共摩擦的重要部分。1941年1月26日中共中原局曾严厉谴责顽军制造“夏家山事件”的罪行。

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指引下，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在中共黄冈中心县委的领导下，黄冈人民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八十多年前在“夏家山事件”牺牲的英烈们：我们扛着你们的战旗，继续你们的伟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


编辑：张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