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秋，在云南昆华中学一间小屋里，闻一多秘密地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他宣誓道：“本人愿以至诚接受本同盟纲领规程及一切决议案，并履行所规定或决议之义务，为民主前途奋斗。谨誓。”按照规定，介绍人罗隆基、吴晗当着闻一多的面，把加盟志愿书烧掉。

中国民主同盟原称“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秘密成立。其时，由于“皖南事变”的发生，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合作遭到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危机四伏。国共两党以外一些主张抗日的政党和人士，迫切希望联合起来，为坚持团结民主抗日而斗争。于是，即以部分国民参政员于1939年11月成立的“统一建国同志会”为基础，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参加者有：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后改称民主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后改称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的成员及其他人士。1942年，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遂成为集合“三党三派”的政治党派。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决定将名称改为“中国民主同盟”，由团体会员制改为个人申请参加。同年10月，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

闻一多加入民盟，是他一生中的重大转折。据吴晗《闻一多的道路·序》记述：“大概是1944年冬天，在朋友家谈天，罗隆基先生笑着指一多先生说：‘一多是善变的，变的快，也变的猛，现在是第三变了，将来第四变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一多先生也大笑说：‘变定了，我已经上了路，摸索了几十年才成形，定了心，再也不会变了!’”

可见，闻一多加入民盟不是一时冲动，而是“摸索了几十年”，经过了深思和熟虑的。

早在美国留学时，闻一多就曾参与发起国家主义团体“大江会”，热心提倡“文化的国家主义”。回国后，他加入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为改造中国社会作出政治努力。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他中止了与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的联系，转而用文艺来表现自己的理想与追求。1932年8月重返清华园后，更是认认真真地做起了学术研究。但是，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危机日渐加深。时局和生活的不断变化，使闻一多懂得除了诗和学术以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他开始觉醒、开始呐喊、开始转变了。

1943年3月，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在昆明发售，教育部规定把它列为学校必读书目。闻一多看完此书大吃一惊。蒋介石在书中公然鼓吹被世界人民嗤之以鼻的法西斯主义，鼓吹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这种封建法西斯主义不仅反对共产主义，连自由主义也不能容忍，说什么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闻一多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说：“《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了一跳。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的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这年5月，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教育系主任、三青团中央直属西南联大分团部干事长陈雪屏对闻一多说：你这二年喜欢公开讲话，加入了国民党，讲话就更自由了，成了自己人，更可以随便讲话了。再说入了党，生活上也会有所帮助。陈雪屏还让孙毓棠劝闻一多加入国民党，但先生拒绝了，说：“他们想封我的口是封不住的。”

有着朴素而又崇高的爱国主义思想的闻一多，开始积极向进步力量靠拢。1944年6月，闻一多参加了西南文化研究会，该会为华岗、周新民、楚图南、尚钺等人秘密组织，实际上是学习讨论会。华岗是中共党员，受中共南方局派遣到昆明做联络与统战工作，先生便应邀参加了这个秘密组织。

当时，楚图南、尚钺等人对争取闻一多这样的知识分子思想还有顾虑，认为闻一多“早年站在新月派一边，信奉过国家主义。到了云南，又钻进小楼，醉心于经史楚辞的研究。像他这样的人，能和我们走到一起吗?”就在这时，华岗给他们看过周恩来的亲笔信，信的大意是：像闻一多这样的知识分子，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是反抗的，他们也在探索，在找出路，而且他们在学术界、在青年学生中，还是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和影响的，所以应该争取他们，团结他们。

在这种情况下，楚图南和尚钺以云南大学教授的身份，在昆华中学的一个小楼里拜访了闻一多，并介绍华岗与闻一多认识。华岗提出邀请闻一多参加正在筹备的西南文化研究会，闻一多很高兴地表示一定参加，并当即介绍吴晗、潘光旦、曾昭抡等西南联大教授参加。

这年秋天，云南《民国日报》记者、中共地下党员刘浩(中共西南局派到云南省工委工作)在张光年陪同下看望闻一多，并向先生介绍了敌后抗日根据地情况，共产党的主张，以及国民党反动派阴谋对日妥协、准备反共等情况。刘浩回忆说：当时“闻先生很激动地说国民党专制腐败，没有希望，中国的事情完全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并说，现在有些人还看不清国民党是没有希望的，我们要大声疾呼，像孙中山讲的唤起民众，反对国民党的一切反动政策。闻先生说，在黑暗中探索了半辈子，现在才看到中国的光明之路就是共产党指明的道路，他愿为此奋斗不息。闻一多还说有人邀他参加民盟，他正在考虑参加民盟好不好，他想参加民盟不如参加共产党。我对闻先生说，参加民盟更方便活动，有利于推进民主运动。”不久，闻一多以个人身份加入民盟。

闻一多在读《新华日报》。

闻一多加入民盟即参加民盟云南省支部活动。民盟云南省支部成立于1943 年5月(时称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昆明支部)，它是民盟的第一个地方组织，也是最早在云南建立和开展活动的民主党派地方组织。当时，正是日军自湖南、广东及越南向广西发动桂柳会战，大后方人心惶惶之际。民盟云南省支部与文化界、教育界联合起来，决定组织双十节纪念大会，来动员和推动云南民众参加保卫大西南的斗争。在活动筹备中，闻一多做了不少工作。在双十节纪念大会上，他作为主席团成员，第一个发表演讲，发出“我们的第一个呼声是：拿出国家的实力来保卫大西南——这抗战的最后根据地的大西南!”他说：“今天站在人民的立场，我们一方面固然应当向政府及全国呼吁，另一方面，我们也得承认我们人民自身的责任与力量。一切都有靠不住的时候，最可靠的还是我们人民自己。”“今天政府不给人民自由，是他不要人民。我们今天要争民主，我们便当赶紧组织起来。有了这个基础，我们便有资格，更有力量来争取更普遍的、完整的和永久的民主政治。”大会结束前，闻一多宣读了《昆明各界双十节纪念大会宣言》。《宣言》指出“今日彻底改革的要图，首先应由专权在位的国民党立即宣布结束党治，还政于民”“政府应立即召集国是会议，组成全民政府”。这是闻一多投身民主运动后参与起草的第一份文献。

双十节纪念大会宣言

1945年，围绕成立联合政府还是召开国民大会，要民主还是反民主两股势力进行了激烈交锋。鉴于国民党一意孤行，拒绝共产党提出的“成立联合政府”的建议，因此，共产党拒绝参加7月7日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四届大会。而民盟云南省支部在民盟参加这届国民参政会的情况下，仍在这天起草《抗战八周年纪念日宣言》以示抗议，并提出反对内战、反对召开国民参政会、反对召开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大会三项主张，要求“用和平的民主政治方案谋取团结与统一”。宣言的起草者是罗隆基，而闻一多再一次成为修订润色者。闻一多旗帜鲜明地站在了历史的前进方向。吴晗在《哭一多父子》中说：“宣言，通电润色的人一定是你，在深宵，在清晨，你在执笔沉吟，推敲每一个字，每一句，每一段。朋友们安慰你的过度辛劳，你还在微笑着说：‘谁叫我是国文教员呢!’”

1945年10月1日，中国民主同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召开时，主要领导人合影。左起：罗隆基、沈钧儒、张澜、左舜生、史良、章伯钧。

10月1日，中国民主同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召开。民盟的活动从秘密开始走向公开。闻一多在这次大会上被选举为新的民盟中央执行委员。民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民盟云南省支部为了贯彻大会精神，于12月23日召开了盟员大会，选举闻一多等11人组成新的执委会，楚图南任主任委员，冯素陶任组织部部长，闻一多任宣传部部长，这三人共同负责实际行政工作。同时，还成立了若干委员会，闻一多为青年委员会主任委员。

《民主周刊》作为民盟云南省支部的机关刊物，于1944年12月开始出版，其大力宣传团结抗战，要求民主进步的思想，在知识界、青年学生及中上层小资产阶级中有众多的读者。闻一多在《民主周刊》上花费了巨大精力，特别是他担任社长之后，这个刊物尖锐、泼辣，仗义执言。但是，当时的环境十分困难，《民主周刊》的每期稿件都要受审查，扣的扣，压的压，“时评栏”经常“开天窗”。为此，闻一多设法组织远方来信、民意测验、外电选译等等，巧妙地反映人民的意愿、要求。1945年11月25日晚，国民党破坏联大时事讨论会，《民主周刊》发表《中国民主同盟昆明支部发言人对昆市大中学生罢课抗议非法的武装干涉集会自由的声明》，公布了学生罢课提出的全部要求。这期刊物是12月1日付印的。正当校对清样时，“一二·一惨案”发生了。《民主周刊》马上登出了《我们抗议屠杀!》。蒋介石12月7日发表《告昆明教育界书》以后，《民主周刊》发表了《论“一二·一惨案”与纪纲》一文予以驳斥。当时，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对“一二·一惨案”作了种种造谣诬蔑，《民主周刊》便向全国读者提供事实真相，驳斥种种谣言。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以闻一多为社长的《民主周刊》为团结民主进步事业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民主周刊社址

闻一多不仅对民盟工作极为热心，还热情地动员师友、学生入盟。经他的介绍，他身边的助教、研究生何善周、季镇淮、范宁、王瑶等都加入了民盟;他还介绍李何林加入民盟，并推荐其担任民盟云南省支部文艺委员会主任委员;他与周新民介绍西南联大历史系学生李曦沐加入民盟;动员洪德铭秘密参加民盟，为民主力量的发展壮大做出贡献。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它迫使国民党不得不坐下来讨论政治问题。闻一多被大会聘请为教育文化组顾问。不过，他没有赴渝，而是留在昆明做顾问。政协会议期间，闻一多格外繁忙：他以民盟盟员的身份与潘光旦、费孝通、吴晗致函马歇尔，希望国际友人“为了世界和平，不断要劝阻国共交锋，而且能有效地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给予建设民主的助力”;他与张奚若等30多名教授领衔，组织194人联合发表《昆明教育界致政协会议代电》，对政协会议结束前和联合政府成立后的各项问题，提出具体建议;他还参与拟定《政治协商会议昆明各界协进会宣言》，对政协会议提出41条意见。经过共产党人与民主同盟的共同努力，政协会议终于通过了著名的五项决议。

2月10日，重庆20余团体发起各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但，大会还未开始，发生了重庆“二一0”惨案。消息传到昆明，闻一多压抑不住怒火，立即与楚图南、李何林、洪深等致函慰问惨案中被打伤的郭沫若、李公朴等人，表示“誓作诸先生后盾，共同为民主中国之实现而努力”。2月17日，政治协商会议昆明促进会、民主周刊社等团体发起庆祝政协会议成功、抗议重庆“二一0”惨案大会。闻一多担任大会的主席，他说：“中国近百年来的民主解放运动，到现在可以说告了一段落”，可是，反动派“只看到个人的少数人的利益，他们没有远见，所以他们就要破坏政协会议的成果，具体的表现，就是重庆‘一二0’血案。”最后，他号召道：“我们要击破这反动势力，我们有击破这反动势力的信心。反动势力的期限决不会长久!”。大会宣读了由闻一多修改过的宣言，文中特别指出“我们深深地体验到中国民主道路的遥远，我们虽然庆祝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但这只是民主的开始，而不是民主的获得”。

6月，为防止特务破坏，民盟云南省支部内部各机构行文需要用化名图章来代替。一天晚上，议定好“云南民盟支部”“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等机构的化名后，闻一多主动承担了刻章任务。第二天一大早，他拿了四方刻好的印交到楚图南手上。楚图南看着他那颤抖的双手和布满血丝的双眼，深为他为民盟的工作而忘我的精神所感动。后来，楚图南在一篇文章中说：“这件事虽已过去三十多年了，每当我想起时，当时的情景好像还历历在目。这最清楚地表明一多对革命斗争的忠诚，对革命事业的忘我精神。”

民盟的活动，加深了国民党云南地方当局的忌恨，加紧了对民盟的迫害。7月11日，李公朴遭特务暗杀后牺牲。闻一多与楚图南、冯素陶等讨论并起草了《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发言人为李公朴同志被暴徒暗杀事件之严重抗议》。又商讨拟定了《李公朴先生被刺的经过》。尽管此时社会上已传出“第二个暗杀目标就是闻一多”，亲友和民盟组织都劝他不要出门。但闻先生大义凛然地回答：“决不能向敌人示弱!如果李先生一死，我们的工作就停下来，将何以对死者?让谁还信任为民主工作的人?”他没有片刻休息，与同人们开会、拍电报、派人去印刷厂，将抗议书送至警备司令部、组织李公朴治丧委员会等。

7月15日，昆明学生联合会在云南大学至公堂举行李公朴殉难经过报告会。闻一多在会上即席作了著名的最后一次讲演，严辞谴责反动当局杀害李公朴是“历史上最卑鄙、最无耻的事情。”并正告：“你们以为打伤几个，杀死几个，就可以了事，就可以把人民吓倒吗?其实广大的人民是打不尽的，杀不完的。”“人民的力量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存在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反人民的势力不被人民毁灭的!”“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准备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闻一多殉难处：西仓坡大门。

下午，闻一多又出席《民主周刊》社为李公朴被刺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同楚图南、杜迈之、赵沨等民盟负责人一道，就李公朴遇害、内战危机等问题发表谈话，呼吁新闻界分清是非，主持公道。会后，闻一多由长子闻立鹤陪伴回家，在西仓坡西南联大宿舍门口，遭早已埋伏四周的国民党特务狙击，当场身亡。其长子也身负重伤，造成终身残疾。闻一多用牺牲生命践行了为民主奋斗的誓言。

闻一多遇害后，毛泽东、朱德致电悼念，称颂“先生为民主而奋斗，不屈不挠，可敬可佩”，并激励全国志士继承先烈遗志，完成民主事业。

注：本文根据闻黎明、侯菊坤《闻一多年谱长编》、闻黎明《闻一多传》、闻立雕《红烛·我的父亲闻一多》、刘烜《闻一多评传》等资料整理。

编辑：张 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