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偶然的机会，听说红安县杏花乡刘世科村郑家畈湾有一户村民手中，有董必武写给他爷爷的一封亲笔信。内心有些半信半疑，董老虽然是开国元勋，但却是红安人，故乡与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普通村民家中留有他老人家的信函，并非不可能。直觉告诉我，如果真的有，里面一定会隐藏着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为了慎重起见，我将此消息告知县党史专家辛向阳，他也认同我的看法，并提议邀请董老侄孙，县人大工作的董绍刚一起前往郑家畈了解实际情况。2017年10月7日，我们三人来到郑家畈湾。

持信人郑德宗和弟弟郑顺宗，得知我们的来意，两位老人满脚泥泞的从田间赶回家中。趁德宗老人上楼拿信的当口。弟弟顺宗老人给我谈起了这封信函的主人，他们的爷爷郑秉彝。德宗老人说他爷爷名秉彝字素忱，是董老小时候最要好的五个玩伴之一。郑家当年在黄安城内以行医为生，家境颇为殷实，大革命时期，秉彝曾多次出资支持董老的革命行动，以后，汪精卫政府叛变革命，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迫害，郑秉彝举家迁往随州市厉山镇，以开小诊所谋生。1962年，郑秉彝要长子郑仁源一家回红安定居，并将此札信函交由仁源带回红安保管。

说话间，德宗老人从楼上拿下了珍藏的信函。打开由几层塑料包着的报纸，一封董必武的亲笔信、一张董必武的半身照片、一封答谢函、一张郑素忱的早年半身照呈现眼前。

辛主任说，在他见过的，董老目前存世的信函中，硬笔写的还真不多。为了便于大家了解全貌，现将全文录下：

素忱老兄：
三月间寄来大函，近始读到，真出意外！弟在抗日战争初期（1938年）从皖西回武汉，经过县城住了一晚。那时，城市未受日寇轰炸，一般如旧，仅敝庐为国民党军毁坏罢了，旧友虽已凋零，尚会见数人。全国解放后，1956年春回县住了两晚。县里情况已大改变，城里被日寇炸毁的遗迹还在，人民生产还有些没有恢复，生活一般，改善但困难也有，城中旧友未见一人。今年春我又回县城住了四晚，去年我县生产大发展，粮食、花生、棉花都收得好，今年因为县党政领导搞试验田成为湖北省的，也成为全国的先进县之一。在县看到积肥、蓄水、送种、冬播密植，改良耕种工具和运输工具，村村户户，无论男女老幼都不愿闲着，真是热火朝天地大搞生产，那时生产的口号是平均亩产千斤，现在看这口号已经完成了，并且超过了。工业听说也搞起来了，在厉山我县的人不少，你大约也听说过我县发展和人民生活提高的情形，随县也是湖北的先进县之一，您如果把那些过去的情形和现在比较一下，就知道全国各地在解放后发生的变化是多么巨大啊！
在社会大变动中，老兄由个人行医变而为参加联合诊所，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是可喜的，现在乡村已基本人民公社化，城市也会进入人民公社，这些都是我们从前没有想过的社会组织形式，这种社会组织形式是向共产主义社会前进了一大步，虽然它本身还是社会主义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我辈年逾七十，暮齿颜衰，尚能参与礼运所谓“大同之世”（实际上我们所经历的已超过汉儒所指的“大同之世”），总是一桩最大的幸事。
老兄能写小字，笔画端正如昔，精神健旺，可以想见。
在全国解放后，弟患气管炎休假时较多，冬季经常在南方，今兹又将南下也，大函回答迟了皆因此故，贱照一纸，特请留念！            
片复顺候 
玉安、并颂 
泽祺！ 
弟  董必武 
十月十日
 

此信写于1958年10月10日，正值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董老字里行间谈得最多的是解放前后家乡的变化，喜悦溢于言表，理性而又客观，一心为公的情怀也跃然纸上，现在我们读来也深受教育，董老与郑素忱的兄弟之间的情谊字里行间亦无个人私念诉求，娓娓道来，感人至深。

董老的半身照上角由于保管不善有破损，像中白发银须慈眉善目，照片背面有董老亲笔签名的字样。

       答谢函是公文式样，主要文字内容为油印打印机打印，但题头和结尾均为董老亲笔。全文如下：“愫忱老兄：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代表选举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职高任重，深恐菲材，难以负荷，枉承函贺，益切悚惶！今后只有在刘主席领导下努力工作，以期毋负厚望！特此鸣谢！并致敬礼！董必武 五月九日”。原件中“刘”字被人为涂改成“毛”，估计是文革期间，刘少奇被打倒以后，持信人为了避嫌而涂改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1959年4月18日至4月28日在北京举行，会议选举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此函应写于1959年。

旧物中还有一张郑秉彝的照片，据德宗老人讲，这张照片是秉彝老人抗战期间回老家红安时的留影。照片中的郑秉彝戴一副金丝眼镜，俨然一位旧派的知识分子打扮。顺宗老人说，爷爷生前性格暴燥，一家人都怕他。1968年逝于随州厉山镇。至今他叔父的一家仍生活在厉山镇。当我们问起郑秉彝具体的生卒年月时，两位老人却答不出来。仔细一想也是，德宗、顺宗老人毕竟是郑秉彝的孙辈，加上回红安早，对于爷爷的情况是不可能知道得那么详细的。辛主任说，如果郑氏家族的老族谱如果在的话，兴许能查出端倪。一同前往的村民小组长郑小权说，他家就有郑氏家族1947年修的老族谱。

我们在宗谱上终于查到了秉彝老人的情况。据《郑氏宗谱》记载，郑秉彝生于1885年5月初八，曾任国民党县司法委员 股长。短短的一系话加上德宗、顺宗兄弟的讲述，我们似乎对这位神秘的秉彝老人有了一些更深层次的推测。

1927年初，鄂东黄麻地区，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方兴未艾，极端仇视而又害怕工农的土豪劣绅，纷纷勾接军阀势力，买通流氓地痞、狗腿亲信对农协积极分子和主要成员进行暗杀和残害，向农民运动进行猖狂的反扑。为此，作为主持国民党省政府工作的常委、国民党湖北省农工厅长的董老主持制定了两部法规，即《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条例》和《湖北省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暂行条例》。据《红安革命史》记载，3月22日，湖北省党部训令各县党部迅速成立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训令指出：“各县土豪劣绅，异常猖獗，应采取非常手段，迅予肃清，不能视为普通罪犯，采用普通法律审判。特于第十九次常委会议决：各县审判土劣委员会由党部、政府、民众团体各派代表同县长及司法委员等组成，令仰遵照，勉日成立，具报备查。”

而这一时期，在黄安境内相继处决了吴芾村、高玉阶、詹道坤、李益三、雷三元、李思焱、隆文、吴子俊等40多名反动土劣和土匪流氓，及时有力地打击了农村的反革命势力，进一步摧毁了农村的封建统治，对当时全县保护农民运动的发展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

从《郑氏宗谱》中查出郑秉彝司法委员一职应该是没有疑问的了。正式成立国民党黄安县政府是1926年底的事情了。革命史对当时司法委员一职具体由谁来担任并没有明确记载，文中只说到当时县府司法委员由原黄安县知事公署的承审员留任，负责办理刑事案件。次年，“七一五”汪精卫叛变革命后，郑秉彝即举家迁往随州来看，综上所述，郑秉彝应该正是红安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县党部的司法委员。

其实，红安的国民党县级政权均是由董老派回家乡的共产党员帮助建立起来的，大革命时期，国民党黄安县的地方政权中，一大半以上是由共产党员把持。秉彝老人究竟是不是共产党员，由于年代久远，资料缺乏，已无从证实了，但从郑秉彝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举动来看，即使不是共产党员，起码也是同情和支持革命的进步人士。我想，这恐怕也是董老当年亲笔写信于他的基础了。

编辑：张 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