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8月，闻一多带着动荡和受创的游子心情，重新回到清华园，应聘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

闻一多于1922年7月离开清华园赴美留学。1925年6月提前结束留学生活回国，10月，被国立艺术专门学校聘任为教务长，在油画系主任徐悲鸿未到任前，兼任该系系主任，此时，他还被北京民国大学聘为教授。闻一多到艺专任职，教授美术史，这是他一生服务于教育的开始。因时局变化，闻一多于1926年3月3日辞职，携眷回到浠水。

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校舍。

1926年8月，闻一多只身来到上海，9月受聘为吴淞国立政治大学教授兼训导长。1927年2月春节后到武昌，被邓演达聘请到国民革命军北伐军总政治部，任艺术股股长兼英文秘书。武汉国民政府决定第二次北伐之际，闻一多离开武汉，回到上海吴淞国立政治大学。4月北伐军进入上海后，下令封闭吴淞国立政治大学。

1927年吴淞国立政治大学被查封，闻一多(左)闲居在潘光旦(右)家中。图为他们俩与老朋友顾毓琇(中)饮茶聊天。

1927年7月，闻一多离开上海来到南京，经友人介绍曾到南京市土地局任职。8月初，被聘为南京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春改为中央大学)副教授，并被任命为文学院外国文学系主任，教授英美诗、戏剧、散文。1928年1月，第二部诗集《死水》由上海新月书店印行。闻一多在南京第四中山大学的时间只有一年，发现和培养了几位青年诗人，如陈梦家、方玮德、费鉴照等。

1927年闻一多(左)与陈梦家(中)等在一起。

1928年8月，闻一多应湖北教育厅厅长刘树杞(兼任武汉大学代校长)邀请来武汉大学。9月20日被正式聘为文学院院长、教授。承担的课程是为外国文学系讲授“现代英美诗”，还为文学院的共同选修课讲“西洋美术史”。11月20日，武汉大学勘定新校址，先生建议将落驾山(又名罗家山)改名为为谐音的“珞珈山”，得到同人赞同。“珞珈山”之名，一直沿用至今。在武汉大学，先生开始系统研究中国古典文学。1930年6月因“文学院风潮”，他辞去院长职务。

1930年9月，闻一多被聘为国立青岛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中国文学系主任。这学年，闻一多在中文系讲授“中国文学史”、“唐诗”、“名著选读”，同时，又给外文系学生开设“英诗入门”。对唐诗、《楚辞》、《诗经》的研究全面铺开。此时藏克家考入外文系，经先生同意，转入中文系。1932年6月29日，闻一多由于身处学潮旋涡，辞职离校。

国立青岛大学校门。

青岛大学闻一多曾经住过的小楼，现被命名为“一多楼”。

离开清华园整整十年，闻一多在学习、工作、生活上经历了憧憬、失望、苦闷、彷徨和求索时期。而清华园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特别是1928年之后，随着北洋政府的覆灭，清华大学转入南京国民政府控制之下，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罗家伦出任校长，推行国民党党化教育，成立董事会，削减学校经费，导致全校师生共同反对。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罗家伦失去靠山被驱逐出学校。1931年，南京政府重新控制北方，但校长问题上一直受到师生抵制。直到12月，梅贻琦就任校长，这场动荡才平息下来。在梅贻琦的主持下，清华大学开始大规模地延揽学有所长的人才，以强化教学力量。闻一多就是梅贻琦任校长后聘请的第一批教授中的一个。

1935年闻一多(右三)与友人参观云冈石窟时合影。梁实秋(右一)、吴景超(右六)、龚业雅(右四，吴景超夫人)、顾毓琇(右五)、余上沅(左三)、陈衡粹(左二，余上沅夫人)。

回到母校之初，学校请他担任中文系主任，可是经历过武汉大学、青岛大学风潮的闻一多，拒绝了学校的好意，准备全身心投入教学与研究。作出这样选择，首先是由于多年的碰壁，不免让人灰心，只有钻进故纸堆才能暂时在精神上找打慰藉。他在1933年9月29日写给饶孟侃的信中说：“总括地讲，我近来最痛苦的是发见了自己的缺陷，一种最根本的缺憾——不能适应环境。因为这样，向外发展的路既走不通，我就不能不转向内走。”其次，清华大学中文系这时旧学功底甚厚，朱自清、俞平伯、陈寅恪、杨树达、刘文典等教授中唯有他出身清华，却又非中文本科毕业，在强手如林中他犹如自学成才者，不拼命就没有根基。再之，学生中有的已二十五六岁，发表文章出过书的不在少数，闻一多以诗人成名反来教古典文学，心理总感到被人轻视。这些，让他憋了一口气，非要做出点成绩不可。

闻一多每周上八个小时课，其余时间都用来做学问。他的研究内容，基本上随着课程安排逐步展开，到卢沟桥事变前，他所教的课程有：

1932年度：《诗经》、《九歌》、王维及其同派诗人、杜甫、大一国文。

1933年度：《诗经》、《楚辞》、杜诗、大一国文。

1934年度：乐府研究、唐诗、国学要籍。

1935年度：《诗经》、《楚辞》、唐诗、国学要籍、中国古代神话研究。

1936年度：《诗经》、《楚辞》、唐诗、国学要籍。

以上工作中，唐诗研究最为醒目，成果也最多。开始于武汉大学的《楚辞》研究，这时也加速进行。在自己研究《诗经》的同时，还鼓励他人共同研究。冯友兰曾说：闻一多“到清华以后，先七八年，拿定主意，专心致力研究工作。他的学问也就是在这个时期，达到成熟阶段。在战前，有一次叶公超先生与我谈起当代文学人，我们都同意(认为)，由学西洋文学而转入中国文学，一多是当时的唯一底成功者。”

闻一多在清华大学任教时，于1933年9月应胡适和梁实秋邀约，开始在北京大学兼课;1934年9月，同时在燕京大学兼课。1933年12月，他首次出任《清华学报》编辑。1934年5月1日，由他负责编辑的《学文》月刊第一卷第一期出版。林徽因的诗《你是人间的四月天》和小说《九十九度中》、季羡林的散文《年》等均发在此期。

闻一多刚回到清华时，由于住房没有准备好，校方将他安排住在达园;1933年春，搬至新建的清华大学西院教职员宿舍46号，闻一多给它取了个雅名“匡斋”;1934年11月，由西院迁入新南院72号，这是闻一多一生中居住的最现代化的房子。在清华园这几年，闻一多的生活是安定的。但是，社会的动荡，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给中国带来了不断加深的危机。处在这个时代的闻一多，并不像有人想象的那样扎进故纸堆后就不在问政治了。相反，他的爱国心，如同烈火一般，更为炽烈，更为激烈。

新南院72号之一角。

1933年初，长城抗战爆发，3月9日，向来不多参加教授会的闻一多，这次却早早到了。会上，发言者十分踊跃，闻一多极力主张蒋介石“自责”。“一二·九”时期，闻一多对抗日表示同情支持，却不同意同学们的斗争方法。但当同学们的安全受到威胁时，仍毅然起来极力保护。“西安事变”发生后，闻一多认为大敌当前，内部不宜出现动乱，以免给日军侵略造成可乘之机，故对张、杨持谴责态度。不过，先生和许多人一样，没有料到西安事变后来会和平解决，他对中国共产党以全民族利益为重的宽阔胸怀赞不绝口：“像这样大敌当前，能捐前嫌，顾大体，这只有共产党才做得到呵!”

1934年闻一多夫妇与家人在72号门前的合影。左起闻立勋、闻家驷(后排最高者)、闻立鹤、闻一多、高孝贞、闻立雕。

1937年6月，闻一多在清华任教满五年，按例可以休假一年进行研究。他向学校写了申请，19日，学校批准申请，派毕铎为他的研究助理。

注：本文根据闻黎明、侯菊坤《闻一多年谱长编》、闻黎明《闻一多传》、闻立雕《红烛·我的父亲闻一多》、刘烜《闻一多评传》等资料整理。


编辑：张 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