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月18日，重庆《新华日报》刊登吴青所写的短讯《昆明二三事》，中云：“昆明物价，为全国第一，教授们生活困难，大都另谋开源之道，闻一多教授订润例做金石。”闻一多挂牌治印，即在此前。

闻一多治印侧身像。

闻一多一家在昆明住了8年，搬过8次家，住过9个地方。1940年10月起住在陈家营，是闻一多生活最艰苦的时候。一个月的薪水难以养活八口之家，经常四处借债。每天吃的是豆渣和白菜，偶尔买块豆腐，就算改善生活。闻一多乐观，笑着说豆腐是白肉，有营养。那年冬天奇寒，他把仅有的一件皮大衣送进寄卖行，回家就发起高烧，惹得妻子发脾气。读书人爱书，然而为了过日子，忍痛把好不容易从北平带出来的几部古籍卖给学校，把书送到图书馆时，眼里含满辛酸，说：将来回到北平我还要赎回来。

这样的苦日子不只是闻一多一家才有，连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夫人韩永华，也和潘光旦、袁复礼等教授的夫人合制起糕点，起名为“定胜糕”，拿到冠生园去寄售。文史专家余冠英家的饭桌上，蚂蚱成了佳肴。语言学家王力家，每到月底就去出纳组打听何时发薪水，“好容易把薪水领到手，马上开家庭会议讨论支配方法”，他的大孩子“憋着一肚子气，暗暗发誓不再用功念书，因为像爸爸那样读书破万卷终成何用”，小弟弟也“只恨不生于街头小贩之家”。

闻一多生活虽然拮据，但没有一点埋怨，仍充满乐观精神。他觉得不管怎么样，总比前方浴血抗战的士兵好得多。他常说：“这算得了什么?何况战争一结束，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当然，他也极力想办法改善生活。

1941年10月初，闻一多家搬到司家营。工作条件虽然有所改善，但是，全家人仍“时在断炊中度日”。1943年1月，司家营附近的龙泉镇上，有位姓郭的实业家，对闻一多的学问人品极为敬仰，他知道闻先生的生活艰难情况后，主动提出愿意吸收先生入股，不用出资，只挂个名即可，到时适当分红。闻一多不愿做生意，婉言谢绝;郭氏又提出愿担负立鹤的学习和生活费用。闻一多虽很感激，但觉得自己的孩子由他人供养，殊为不妥，亦予拒绝。

有些熟悉闻一多的老朋友想起他当年曾搞过篆刻，建议他从这方面找点出路。先生细心思考后，觉得从事篆刻，既可以依靠自己的劳动增加收入，又不失风雅，于是接受了朋友们的建议，入城买了刻刀，开始挂牌治印。

闻一多用过的刻刀

闻一多治印始于1927年5月，其时闲居无事，操刀为友人治印，曾为梁实秋刻闲章，文曰“谈言微中”。又为潘光旦刻藏书章，为阴文“抱残守阙斋藏”。是年8月25日在南京给饶孟侃写信，说：“绘画本是我的元配夫人，海外归来，逡巡两载，发妻背世，诗升正室。最近又置了一个妙龄的姬人——篆刻是也。”

从上至下依次为：闻立鹤、闻立雕、闻立鹏、闻名

抵昆之初，一次偶然在地摊上够得几颗旧石，回来给孩子们刻了四枚名章，这是至今尚保存的先生所刻印章中最早的遗物，以后再也没有刻治过印章了。此时要挂牌治印，刻石头不成问题，可云南的特产是象牙，刻起来极坚硬。先生想了好多办法，把象牙浸在醋里，还是不行，只好硬碰硬苦干了。刻第一颗时，费了整整一天，右手食指磨破了，几次灰心绝望，还是咬着牙干下去，居然刻成。

刻印也要做宣传，浦江清特撰了一篇文词优美的骈文启事《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先生对其中“浠水闻一多教授，文坛先进，经学名家，辨文字于毫芒，几人知己;谈风雅之原始，海内推崇”等句特别欣赏。不知是哪位热心先生串联了梅贻琦、蒋梦麟、熊庆来、冯友兰、杨振声、姜寅清、朱自清、罗常培、唐兰、潘光旦、陈雪屏、沈从文12位大名鼎鼎的学者、社会名流在这张润例上署了名。

梅贻琦等署名的《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文字为浦江清教授作，标题则出自闻一多自己笔下。

先生治印，不直接收件，一般委托几家文具店代收，门上挂有“闻一多治印收件处”的牌子。治印润例，最初石章每字200元，牙章每字400元，边款五个字顶一个字，后来物价涨了，润例也不得不随之涨上去。到1945年3月24日，石章每字涨至1000元，牙章2000元。收费的标准，随着市场物价波动。为了这，长子立鹤曾怒气冲冲地责问：这是不是发国难财。先生听了半晌没讲一句话，末了，才沉重地说：“立鹤，你这话，我将一辈子记着!”

闻一多留下的印谱《匡斋印存》。

先生治印，是出于弥补生活不足。但依然把它当做艺术创造。吴晗有一篇回忆，名《闻一多的“手工业”》。文中说：闻一多“告诉我，最重要的是构思，人的姓名，每一个字的笔画，有繁简，如何安排繁简不同的字，在一个小方块里，得要好好想。其次是写，用铅笔画底子，刻一个惬意的图章，往往要画多少次才挑一个用墨上石。最后便是动刀了。这段最费力，老象牙尤其费事，刻好粗坯子以后剩下便是润饰的工夫。最后，用印泥试样，不惬意再加雕琢。一切都合式了，在印谱上留下几个底子，剪下一个和原章用纸包好，标上名姓和收件处，这件工作才算结束。”从挂牌治印到1946年7月，闻一多在印谱上留下一千四百方印。找他刻印的，多数指定刻钟鼎文，因为这是他最为擅长的。

冯友兰印

朱自清的闲章“一向心宽”和藏书印“佩弦藏书之鉨”

当然，闻一多并没有把治印当作谋生的手段。1944年10月重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会来函，号召开展援助贫病作家捐款活动，昆明分会迅速响应，闻一多带头捐出10枚图章的收入，共计2万元。为朋友治印，先生是不收报酬的。冯友兰准备卖字时，先生送去一方，后来又送了一方，一阴一阳一般大。朱自清也保存着先生刻的两枚印章，一枚为闲章“一向心宽”，一枚为藏书印“佩弦藏书之鉨”。1944年底，先生给华罗庚刻了一方名章，并在边款中寄托了情思，云：“甲申岁宴，为罗庚兄制印兼为之铭曰：顽石一方，一多所凿，奉贻教授，领薪立约，不算寒伧，也不阔绰，陋于牙章，雅于木戳，若在战前，不值两角。”

华罗庚印和华罗庚印边款

民主运动需要印章，总是找闻一多。比如，1945年10月2日，联大成立时代评论社，当晚，刻了一方“时代评论社章”，印上写的是隶书，很有特色。1946年6月，为了防止国民党特务破坏，民盟云南支部各种文件都不用组织的名义，而改用个人的化名。一天晚上，议定用“田省三印”代表民盟云南支部，用“刘宓”代表秘书处，用“祖范之印”代表组织部，用“杨亦萱印”代表宣传部，刻印的事，闻一多主动担当起来。第二天清晨，他拿了这四方印交给楚图南。楚图南“望着一多布满血丝的眼睛，接过了四枚图章，深深地为一多的忘我精神所感动。”

李公朴当时在昆明开办北门书屋，闻一多挂牌治印以后，这个书店也挂了“闻一多治印”的牌子，代他收件。李公朴以十分崇敬的心情向人介绍：“闻先生一贫如洗，但是有骨气的。高官显贵，重金厚润请他刻印，他坚决拒绝了。为了朋友的友谊，工作上的需要，他可以终夜不眠。无偿地付出辛勤的劳动”。“他真是‘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做到‘威武不屈’”。

备注：本文根据闻黎明的《闻一多年谱长编》《闻一多传》，刘烜的《闻一多评传》等资料整理。

编辑：张 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