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全面抗战拉开了序幕。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迁至长沙，在清华大学长沙分校的基础上建立长沙临时大学。

10月20日，闻一多接清华校长梅贻琦信后，立即放弃休假动身赴长沙。因长沙校舍不够，临时大学文学院设在南岳。1938年1月，临时大学文学院迁回长沙。2月，临时大学迁至昆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当时，从长沙赴昆明有三条线路：一条是沿粤汉铁路至广州，到香港乘船至海防，再由滇越铁路经蒙自抵昆明;一条是沿湘桂公路经桂林、柳州、南宁，过镇南关(今友谊关)至河内，再经滇越铁路经蒙自入昆明;还有一条是参加湘黔滇旅行团(简称旅行团)徒步经湘黔抵昆明。

闻一多慎重考虑后，决定参加旅行团。行前，有同学担心先生的身体是否经得住长途跋涉，但闻一多态度坚决。据刘兆吉回忆说：“有人问他：‘闻先生，你大可照学校的规定坐车、乘船经广州、香港、越南，舒舒服服地到昆明，何必受这个罪呢?再者，你这么大年纪，吃得消么?’闻先生面孔很清瘦，额上又刻着几条深长的皱纹，再配上乱蓬蓬的头发，显得很苍老。大家都以为他是五十多岁的老年人，后来我才知道那年他刚满四十岁。闻先生很严肃地说：‘国难期间，走几千里路算不了受罪，再者我在十五岁以前，受着古老家庭的束缚，以后在清华读书，出国留学，回国后一直在各大城市教书，过的是假洋鬼子的生活，和广大的农村隔绝了。虽然是一个中国人，而对于中国社会及人民生活，知道得很少，真是醉生梦死呀!现在应该认识认识祖国了!’话似乎还没有说完，摇摇头算了。由他说话的语气和表情，我们知道他内心是感慨万端的。”闻一多把步行入滇看成是一个了解社会、接近人民的大好机会。

为了旅途中的安全及顺利到达，长沙临时大学做了周密安排，采取军事管理办法。由军委会参议黄师岳中将担任旅行团团长。有11位自愿随团步行的老师，学校请他们组成辅导团，南开大学教务长黄钰生教授为主席，还有地质系教授袁复礼，生物系教授李继侗，文学院教授闻一多，化学系教授曾昭抡等。旅行团下设两个大队，每大队又设三个中队，每中队有三个小队，连教授在内，全团共320多人。

旅行团全体老师。前蹲者为闻一多。

2月19日下午，旅行团在长沙临时大学租用的圣经学院操场举行开拔仪式。团员们身着军服，打着绑腿，佩戴“湘黔滇旅行团”臂章，背着干粮袋、水壶、搪瓷饭碗和自购的雨伞，整队至中山西路西端的湘江边。为了节省体力，开始一段是乘船进行的。2月28日船只在空袭警报中离开常德，晚上抵达桃源县。一位同学回忆说：“在常德又雇民船溯沅江而上至辰溪。我和另外几个同学，同曾昭抡、闻一多、许维遹及医生等坐在一只船里。大家把行李铺在船板上，上盖芦篷，我们就吃在船上，睡在船上。因为是逆水行舟，水急滩险，只靠风帆无济于事，船老大雇用纤夫拉纤，纤夫腰缠竹索，背负背板，在崖岸上伏地而行，口唱棹歌。闻一多先生挨在曾先生旁边，黑须连腮。我们问他，胡子也该剃剃了，他幽默地笑了笑，原来从这时起，开始留了长胡须。”

旅行团的生活，既艰苦又丰富。3月1日，自桃源县开始步行，3月6日于风雨中抵达沅陵县。因为下雪，还夹有冰雹，只有等天放晴才能上路。闻一多利用这间隙，看望了随北平艺专迁到沅陵的好友赵太侔。沈从文也在沅陵，得知闻一多来了，特地摆了宴席。一路上，闻一多对沿途各少数民族地区的习俗、语言、服装、山歌、民谣、民间传说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著名语言学家马学良曾在《记闻一多先生在湘西采风二三事》中回忆，“每到一处山寨，他顾不得安顿住处，也顾不得沿途的疲劳，一到宿营地就带着我们几个年轻人走家串户，采风问俗”，“在破旧的村舍里和老乡们促膝长谈”。途中，他还指导心理学系刘兆吉同学采集民间歌谣，后编成《西南采风录》。何善周同学因感冒发高烧，闻一多坚持让团里派人护送到贵阳得以医治。

闻一多以绘画代日记，一路上画了五十几幅写生画。

3月17日旅行团到达贵州玉屏县。闻一多在此买了一捆竹箫、竹笛、竹杖，还买了把拂尘。接着，登盘山、过镇远，见镇雄关与鹅翅工程，于23日抵黄平县。路上，美丽的河山激荡在闻一多心中，他拿起铅笔，开始作速写，今天保存下来的第一幅途中速写就是黄平县城东20里的飞云崖。飞云崖为黔东名胜，有拱桥横跨溪上，桥东石坊上镌刻有清雍正年间云贵总督鄂尔泰的题额“黔南第一胜景”。此后，重安江链子桥、大风洞、炉山市肆都出现在闻一多笔下。

险渡盘江，第三人为闻一多。

4月11日渡盘江，是途中艰苦的一天。晨起天阴，草如人高，山路又滑。行至江边，因江上铁索桥于上月已断，只能乘小划子。旅行团所乘小划子，仅可容五人，其头尖尾截。桨长，柄为铲形。两人前后划之。乘客蹲坐其中，两手紧紧扶舷，不得起立乱动。小划子先慢行沿岸上溯，近桥时突然一转，顺流而下，势如飞鸟。将到岸，又拨转上溯。到中流时，最险也最有趣，胆小者多不敢抬头。不知是谁，在划子将离岸时，拍了一张先生低头紧握船舷的照片，成为难得的纪念。好容易渡过江，走了25里山路，一直走到山顶哈马庄，原计划在这里宿营，但山顶仅二三十户人家，水米无着，临时改变安排，于暮色中又走18里到安南县，由于是临时变动，食宿均无法妥善安排，铺盖炊具又滞留盘江东岸，大家只好在县政府大堂中坐了一夜。有同学发起牢骚，闻一多为了平息怨言，也同样没吃没睡。

树下休息。中间坐在地上者为闻一多。

旅行团在贵州走的路线，好多是三年前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红军的布告、标语沿途清晰可见。闲谈间，老百姓经常跟他们讲红军传奇式的故事，讲红军战士开仓济贫、关心人民的事迹。4月19日过胜境关，这是黔滇交界的关口，过了这里，便进入云南省境内。22日在沾益境内见到破庙壁上一首歌颂红军的民谣：“田里大麦青又青，庄主提枪敲穷人。庄主仰仗蒋司令，穷人只盼老红军。”闻一多慨然地说：这才是人民的心声，红军受人民爱戴，由此可知。

闻一多(左)与同行的李继侗先生依石休息。

闻一多(左)和李继侗先生相约：抗战不胜利不剃须。

4月27日下午，旅行团到达昆明东郊大板桥镇。这时，闻一多与李继侗的胡子已有寸长，两人共设一影，相约抗战胜利时再剃掉。28日到昆明，由东门入城。在拓东路，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大校长蒋梦麟和其他负责人来欢迎。队伍沿着宽阔的石板街道，经滇越铁路车站大门，踏上槐荫满街的金碧路。过“金马”、“碧鸡”牌坊，入正义路，过建有护国首义将领唐继尧纪念碑的近日楼公园。旅行团阵容整齐地在圆通寺集中，听梅贻琦致欢迎词，时，天下起了小雨。全体旅行团师生合影留念。

旅行团全体成员列队入城经过近日楼时的情景

4月28日到达昆明。旅行团在大观楼公园开会向黄师岳团长致谢。站在讲话人旁边的是闻一多

旅行团经过68天跋涉，经三省会、27县、数百村庄，全程1663.6公里，号称3500里，人称“小长征”。除去途中休息、天气阻滞及以舟车代步外，实际步行40天，每天平均步行约65里。自始至终走到底的只有闻一多和李继侗、曾昭抡。杨振声在长沙曾对人说：“一多加入旅行团，应该带一具棺材走。”当他们在昆明相逢时，闻一多笑道：“假使这次我真带了棺材，现在就可以送给你了。”

4月29日，先期抵昆的学校领导与参加步行的老师们合影。前排左起：黄钰生、李继侗、蒋梦麟、黄师岳、梅贻琦、杨振声、潘光旦。闻一多在二排右三。

步行三千里，闻一多迈出了走向人民的一大步，这是一个新的起点。正如他写道：“广大人民是原动力，知识分子被浪潮推着走，逼上梁山。”闻一多在给一个学生的信中说：“抗战后，尤其在步行途中二月，日夕与同学少年相处，遂致童心复萌，沿途曾作风景百余帧，到昆后又两度参与戏剧工作，不知者以为与曩日之教书匠判如两人，实则仍系恢复故我耳。”当然，这里“恢复故我”的意思，肯定要比他“五四”时期意气风发、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精神状态更前进一步。闻一多所以能迈出这一步，是因为他在步行三千里时，“同人民接近倒是常有的事。”


编辑：张 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