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一”运动，是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统治区青年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反内战、争民主”的爱国运动。在运动中，闻一多始终站在广大爱国学生一边，指导和鼓舞他们开展斗争，积极在教授中对校方开展工作，特别是运动后期争取梅贻琦对学生的支持，起了重要作用，为“一二·一”运动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5年11月，国民党政府撕毁《双十协定》，进攻解放区，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11月25日晚，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等校学生和社会人士6000余人，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广场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并邀请钱端升、费孝通、潘大逵、伍启元等教授在会上作反内战演讲。国民党军队竟武装包围联大校舍，放枪恫吓群众。26日至28日，昆明31所大、中学校的3万余名学生相继罢课，并成立罢课联合委员会(简称罢联)，发表宣言，明确提出：立即制止内战，美军撤出中国，组织联合政府，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游行、人身自由等严正要求。学生们的正义行动得到社会的广泛支持，却遭到国民党政府的血腥镇压。12月1日，国民党云南当局组织大批特务和军人，闯入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校，捣毁校舍，殴打师生，并投掷手榴弹，致使于再、潘琰、李鲁连、张华昌4名师生遇难，重伤25人，酿成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时称“昆明惨案”)。

在昆明学生联合会决定于11月25日晚举办演讲会时，曾事先邀请闻一多、吴晗等教授出席。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闻讯，派人指示闻、吴二人：“为了扩大影响和个人安全，要适当减少公开出面，而在下面多做工作，要注意团结争取大多数，尽可能推动更多的人站出来说话，这样对斗争有利”。故闻、吴当晚没有参加演讲，但当云南大学迫于压力不借给会堂，演讲会即将无果而终时，闻一多建议改在联大图书馆前大草坪以校内集会名义举行，并最终促成了此事。

当时与闻一多等教授联系的是一位叫洪德铭(原名洪季凯，1944年9月考入西南联大文学院历史系，10月发起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同志会”，12月改称“民主青年同盟”，后成为中共外围组织。洪为西南联大地下党的主要负责人，受中共南方局昆明方面的负责人华岗和地下云南省工委直接领导)的西南联大二年级学生。12月1日晚上，在一线指导罢联工作的洪德铭到西仓坡与闻一多、吴晗碰头。洪按照党的指示，把如何扩大、坚持斗争的部署向二人作了汇报，二人表示完全同意，全力支持。闻一多说：“大事不先和民青商量，决不随便向外表态。”

12月2日，西南联大召开教授会议，闻一多不仅赞成学生罢课，还力主全体教授罢教，以声援学生的游行示威。但教授会议决：“罢教问题延缓讨论”。12月3日，罢联在西南联大新校舍图书馆设四烈士灵堂。闻一多第一批入灵堂奠祭，并献上挽联：“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12月4日，西南联大再次召开教授会议。会前，闻一多等就主张罢教声援学生运动做了许多说服工作，希望得到支持。会上，围绕罢教问题，教授们经过6个多小时的激烈辩论，最后以投票方式通过议决：自即日起本校“停课七天”，对死难学生表示哀悼，对受伤师生表示慰问，并对地方当局不法之横暴措施表示抗议。尽管停课与罢教在字面上略有差异，但就目的而言，两者是相同的。对此《新华日报》予以高度评价：教授会议通过“停课七天”议决，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这“是过去任何一次学生运动中所未曾有过的”。

“一二·一”惨案很快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在重庆和北平处理公务的北大代校长、联大常委傅斯年，清华大学校长、联大常委梅贻琦奉命先后来昆明，解决此问题。

12月14日，梅贻琦约闻一多谈话，了解其对惨案处理的意见。尽管闻一多讲了不少实情，但梅贻琦仍不以为然。他认为“一多实一理想革命家，其见解言论可以煽动，未必切合实际，难免为阴谋者利用耳。”

17日是星期一，联大常委会决定此日复课，却不见有几人走入教室。梅贻琦约闻一多等教授会代表谈话，表示辞职之意。教授们立即召开本年度第六次教授会议。会上，闻一多与傅斯年当面冲突起来。傅说：“一多爱护学生的用心令人钦佩，但是，对于政治问题却不能感情用事。这几天据我了解，事情并不像你们所想象的那么简单，今天正有人别有用心，利用学生的鲜血，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在座的同事也犯得着受人利用吗?蒋先生也很关心此事，……”闻一多听了这话，愤怒驳斥道：“你一再提到蒋先生，难道要我们一起三呼万岁吗?大批军警特务，在光天化日之下，打人杀人，傅先生不以为怪;学生被打被杀，竟称之为别有用心受人利用!按照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学生就是罪有应得，而官方杀人倒是理所当然了。”傅气得大叫：“有特殊党派的给我滚出去!”后来会议议决，劝导学生于20日务必复课，如不肯复课，教授同人只好辞职。闻先生等则提出反建议，要求政府将李宗黄立即撤职，如办不到教授也全体辞职。这是在各方面来的压力下，给学生以有力的支持。

随着国内外形势出现新的变化，在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的情况下，时中共云南省地下工委经过酝酿研究，认为“罢课必须适可而止。应修改复课条件，除惩凶一条由联大教授会提出公诉外，如其他条件得到解决，即可采用停灵复课的办法，以便巩固胜利，积蓄力量，争取全胜”。据中共联大地下总支书记袁永熙回忆：“会后，我见到闻先生，他见面就问：‘你们下一步打算怎么办?’还说：‘罢课不要拖得太久了，过去我们在教授会上说话，多数人都支持，现在会上我们成少数派了’。又说：‘教授们从学校利益考虑，都希望早些复课。’我见到闻先生这种态度，便将我们开会的情况告诉他。闻先生听了很高兴，说：‘这样好，这样好!我马上去告诉梅先生，他是我的老师。’”闻一多连夜和梅贻琦真切深入地谈了几个小时，终于把这位政治上保守、但富有正义感的著名教育家争取过来了。从此，梅贻琦召开了3次教授会，相继作出了支持学生的各项决议，并于12月24日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了介绍“一二·一”惨案真相，严厉谴责云南省党政军当局罪责难逃，“应受应有处分”的谈话，同日，国民党云南省新领导人被迫宣布接受学生所提修改后的全部复课条件。“一二·一”运动告一段落。

虽然“一二·一”惨案的直接制造者李宗黄、关麟征、邱清泉等已先后离开昆明，但是，据1946年2月14日《中央日报》发布消息，称：“党政考核委员会秘书长沈鸿烈，前奉派北方视察，兹闻中央对沈氏将另畀任务，该会秘书长一职，已改派李宗黄接充，业于十一日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原本“该杀”的李宗黄摇身一变，突然成了党国大员。李宗黄的升迁，激怒了学生和西南联大教授，也激起了昆明民众的极大义愤。2月17日，政治协商会议昆明促进会、文协昆明分会、中苏文协昆明分会、民主周刊社等十个团体，在联大新校舍广场发起庆祝政协会议成功、抗议重庆“二一0”惨案大会，严惩“一二·一”惨案祸首也成为大会主要内容之一。参会人员达15000余人。会议由闻一多任主席，褚辅成、钱端升、费孝通、吴晗等人出席大会并慷慨发言，强烈要求政府立即严惩“一二·一”惨案主使者关麟征、李宗黄、邱清泉等军政大员。会后进行了游行示威。闻一多与李何林等三十多位主席团成员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

1946年2月17日，政治协商会议昆明促进会等十团体，在西南联合大学联合召开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抗议重庆”二一0“惨案大会。闻一多(演说者)担任大会主席，坚持严惩”一二一“惨案祸首

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国民党当局被迫接受学生提出的大部分条件。3月17日，昆明市人民为四烈士举行了隆重的出殡仪式。闻一多和十几位教授参加了出殡，长达六个小时的进行中，他和吴晗一刻也没有离开过队伍。四烈士的墓地选在西南联大校园的东北角，墓后是大理石墓壁，上刻闻一多用小篆写下的“四烈士之墓”。墓壁上还刻着他撰写的《“一二·一”运动始末记》。公葬典礼上，西南联大训导长査良钊主祭，闻一多和钱端升、尚钺、吴晗、王赣愚等教授陪祭。“一二·一”运动至此正式结束。

1946年3月17日，闻一多(二排右二)参加”一二一“惨案四烈士大出殡

“-一二一”惨案四烈士出殡在行进途中。闻一多(二排左起第二人)始终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

“一二一”惨案四烈士举行殡葬(前排左起第三人为闻一多)

“一二·一”运动是继“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之后的第三次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毛泽东把这一运动作为“国民党统治区域正在发展的民主运动”的“标志”。周恩来把它评价为“新的一二·九”，它实际成了解放战争时期开辟第二条战线的序幕。它培养和锻炼了一批民主运动的骨干，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它与人民军队的自卫反击战紧密配合，使坚持内战政策的国民党反动派在政治上陷于被动。任何时候，人们说到这个重大历史意义的运动，都不会忘记闻一多先生付出的全副心血和作出的独特贡献。

编辑：张 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