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离开人世快70年了。然而,岁月的流逝，并未能淡化人们对他的眷恋和怀念。相反,随着时光的推移和历史的检验,人们都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他不仅具有非同寻常的领导才能，而且还富有惊人的人格魅力,他的心始终同党和人民的利益贴在一起,是一位实实在在、堂堂正正的共产党员和人民公仆。

他,就是浠水解放后第一任县委书记张若谷。

张若谷原名葆和，又名裕民,1917 年出生,河南省新郑县(今新郑市)人。少时聪颖、勇敢、机智，深受乡里长者器重。1928年3月,邻近一伙“庙道”谋乱,他跟随其父稼祥去姐姐家暂避，途经山后龙王庙时，“庙道”杀害其父,并逮住若谷,他悲愤藏胸,面不改色。“庙道”将他绑吊在水井架下,高声吼叫：“张稼祥是你的父亲吗?!”他驳斥道:“你们这伙人才怪,他和我同行,就是我的父亲吗?我说他是你们的父亲哩!”“庙道”瞠目结舌,无言以对。在其淫威施尽后,才将他放走。他疾步如飞,一口气跑到姐姐家,嚎啕大哭了一场。事后人们称赞他说:“这孩子能在十分危险的情况下从魔掌中挣脱出来,实属有胆有识,将来必有出息。”

张若谷所处的青年时代,正是日寇大举进犯中华,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这令人痛心疾首的国难,加上父亲被杀的家仇,激起了他的无比义愤,因而很快接受了进步思想,乃至马列主义真理。1935 年,他在河南开封高中读书，积极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旋即在1936 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后考入北京大学,更是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特别是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他受北大党组织和民先队的派遣回原籍进行革会活动,通过党的关系,担任了新郑县中学英语教师。他充分利用这个身份,大力发动和组织学生,下到工厂、农村,宣传抗日救亡的伟大意义。这一活动很快影响和扩展到其他中学,并在全县范围内迅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动员广大学生放下书本,拿起武器,奔赴抗日前线,将抗击日寇的斗争进行到底。

1938年5月,对于张若谷来说,既是政治生命的大转折，也是革命生涯的大转折。此时,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任命为中共新郑县委书记。由于他全身心地投人革命，因而很快被学校当局辞退。从这以后,便名副其实地成为一名职业革命者。

1939年蒋介石掀起反共高潮，新郑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张若谷被迫转入地下活动。

1941年1月，他奉调舞阳任豫中地委书记。同年10月，河南地下党组织怀疑他是“红旗党”,指令赴延安参加整风运动,接受审查。1946年对他解除怀疑，派他前往已经解放的河北邯郸市任工商局局长。当时对民族工商业者的财产如何处理的问题,不少同志提出没收,分配给城市贫民,而他则主张坚决保护工商业,利用民族工商业,发展经济,支援前线。从而使邯郸市的工商业得以蓬勃发展。

1947年，张若谷怀着极大革命热情,跟随刘、邓大军南下到黄冈革命老区。在这里,他先后担任过宋埠市委书记和黄冈县、新洲县县长等职。

1949年3 月以后张若谷任中共浠水县委书记。当时全县刚刚解放,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所接管过来的旧政权是一个破烂摊子，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一切工作都要从头开始。而且工作千头万绪,象支援前线,恢复工农业生产,安排群众生活,以及清匪反霸，土地改革等,都需要有大批骨干去带领群众把这些事情干好。张若谷认为:无论从浠水当时工作考虑,还是从未来工作大局着想，都必须把培养和造就一支德才兼备的干部队伍,列为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抓紧抓实抓到底。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他很快创办起行政干部训练班、财务干部训练班、教师训练班,大量吸收愿意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参加学习。他首先启用了武汉大学学生王学晋,接着又特地委托王去省城邀约了一批大学和中学的学生来浠水工作。在他的主持下,这些青年知识分子都一一得到妥善安排，有的还受到重用。象陈寿曾就被任命为县土地改革委员会秘书，王炎坤为县委办公室主办干事，周惕为县委宣传部主办干事，裴锐铨为县人民政府教育科主办科员，等等。这批青年骨干在工作中朝气蓬勃,生龙活虎，为浠水的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有的后来还被输送到省、地担任了领导职务。解放初期浠水各项工作均位居全省前列,经常受到省委领导的表扬,其原因固然很多,但最主要的是张若谷果断地培养出大批青年干部,并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起了决定性作用。至今人们回忆起来,大家都深感他在干部工作上是站得高、看得远的,其指导思想和作法仍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值得当代人借鉴和学习。

解放初期,浠水的统战工作抓得有声有色,这同样与张若谷思想开阔解放,具有远见卓识是密不可分的。

当时从旧社会过来的一些老知识分子及各界人士,由于对党的政策和革命的目的缺乏了解,以致有的精神不振,有的想出来参加工作又有顾虑。而此时各行各业亟待恢复和振兴,深感人员不够。张若谷审时度势,力排众议,认真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调动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服务,大胆吸收有一技之长、愿意接受党的领导的各界人士到革命阵营里来。此时在他的主持下,县委经过讨论后决定：由原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当过县商会会长的吴仲介担任县工商联合会主席;原国民党湖北省水上公安局局长徐文煌担任县水利局局长;原国民党浠水初中校长蔡天民担任浠水高中校长;原国民党浠水县医院院长胡震夏担任县卫生院院长;当时被认为社会关系比较复杂的南本农担任县人民政府建设科科长。南本农到职后,张若谷和时任县长的白水田等,凡是研究农业生产,都要吸收南参加,他们之间亲密无间,有时还说些风趣话。有一次张若谷说:“南本农本该干农。”南说:“若谷同志真是虚怀若谷,水田同志会抓科学种田。”还有吴仲介，担任县工商联合会主席后,积极拥护共产党,踏踏实实的工作,堂堂正正的做人,后被当选为全国工商联执委、省政协委员、县政协副主席。

在当今的浠水县博物馆里，书架上摆满了古籍善本,展台上放满了古代文物。这里已成为具有浠水特色的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线,参观者络绎不绝。看到这人流如潮、事业兴旺的喜人局面,人们便很自然地怀念和崇敬曾经为这项工作立下不朽功勋的张若谷。

时间要反推到1950年，那时其势如暴风骤雨的土改运动已在全县迅速展开，打击的对象主要是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但就在这时,不少地方把官宦、地主收藏的古籍、字画、碑帖、金石印章统统查抄出来，当做维护封建意识的东西,随意践踏,或付之一炬。当土改工作组把这个情况汇报给县委以后,张若谷立即把它作为如何对待文化遗产的问题,提到县委会上进行研究,并着重阐述了做好保护工作的意义。可是当时还是有人持不同意见,认为收藏这些“古董"是右倾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有害的。而张若谷大胆顶住压力,在允许保留意见的情况下,代表县委,对全县保护文物的工作作了统一部署。紧接着白水田县长签发了县人民政府收集古书古物的布告。此后，各地土改工作队采取多种形式,将这项工作宣传到家喻户晓，使农民提高认识,自觉爱护文物、保护文物。一时间,农民们挑着箩筐往县里送古书古物,成为一种时尚、一种光荣。其他各行各业也鼎力相助。就这样,全县共收集到线装古书40000多册。经版本专家鉴定,属善本古书有1099册，其中很多是明、清刻本和清代手抄本等难得的珍品。同时,还收集到稀珍文物6000多件。陈不显、王任重、王恩茂等中央领导和曹立庵、张昕若等书画专家来浠水参观、指导后说:“浠水古书古物如此之多、弥足珍贵，这在全国县一级是独一无二的。”

在工作中无论是在指导思想上，还是在具体方法方面，张若谷都是具有战略眼光和独到之处的。

1950年4月中旬，浠水望城乡土改试点工作刚刚结束,全县乃至全省土改工作尚未全面展开,张若谷就想到如何把翻身农民组织起来,发展生产,走共同富裕之路。当然，他的这个超前想法是从实践中得来的,而不是凭空想出来的。当时,他在该乡蹲点，这个点，既是他土改工作的试点，又是他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调研点。一次,经他逐村逐户调查发现:全乡贫雇农 513户，其中缺耕牛和犁、耙、水车等农具的有465户，占90.6%，耕牛、农具一无所有的有48户,占9.4%。这些有了土地的农民虽然生产热情空前高涨,但因存在上述困难,或遇到天灾人祸,生产仍然难以发展起来,因此他们迫切要求搞好互助合作。一些富裕中农则自恃耕牛、农具齐全,有的又是生产技术能手,不愿与贫雇农合作,有“怕吃亏”的思想。于是,他又在这里搞互助合作的点。经他反复认真地讲清互助合作能互助互利、取长补短的道理和组织起来力量大、齐心协力发展快的优越性,该乡农民很快组织起来了。在这个时期,驰名鄂东乃至全省的饶兴礼互助组、谢开善互助组、冯定郁互助组、徐定学互助组,都是他亲手培养起来的先进典型。在这些典型的带动下,到1951年,全县互助组共发展到3000多个。整个农村生机勃勃，气象一新,粮棉、油及多种经济作物的产量有大幅度的增长。浠水因此多次被评为全省的先进县。前面提到的饶兴礼,后来当上了全国劳动模范,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在省里担任了重要领导职务。

当时的浠水县委共有7名委员,有的来自野战军，有的来自游击队，有知识分子,也有工农干部。张若谷作为县委一班人的“班长”,作风民主，谦虚谨慎,善于团结同志们一道积极工作,把这个班子带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坚强战斗集体。

有一次,张若谷翻阅资料,起草全县干部大会的工作报告,彻夜未眠。第二天上午,他的警卫员李思源,为了让领导好好地睡一觉,就在房门上贴上五个大字:“今日不会客。”恰巧这天上午,县委委员、县公安局局长於保诚前来找他汇报工作,看到这个情况，便立即离去。后来他知道了此事，严肃地批评李思源说:“小李，你怎么做这种蠢事!你只知道为我个人的身体好，就不晓得革命工作的重要。以后再这样做,就要处分你。”为这件事,他以后还特地向於保诚表示歉意。於深受感动,他说:“若谷同志政治思想强,风格高，同他一起共事,浑身上下有用不完的劲。”

张若谷常说:“我们共产党员不是姓‘官’，而是姓‘民’，要清清白白的做人民公仆,勤勤恳恳的当好人民勤务员。”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为了工作,他经常一夜熬到大天亮,有时一手拿着馒头,一手拿着电话听筒或钢笔,连吃饭都顾不上。召开大会,他亲自起草自己的讲话稿;下乡工作,他自背行李,吃住在群众家里;发现群众有困难立即解囊相助。1950年抗美援朝，党中央号召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他带头将卖掉自己仅有的一件皮大衣的钱和一年的津贴费,全部捐献给国家。

张著谷对自己的行为是如此严格规范,处处以身作则,对其家属和子女也同样要求,毫不例外。有一次,他的女儿小珊放学回迟了一点,县委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见大厨房的饭已吃完，便领着小珊到小厨房去就餐。他发现后,坚决不准小珊去,并严厉批评那位工作人员说:“不要以为我可以在小厨房吃,我的孩子也可以在小厨房吃。要知道这样作是搞特殊化,是违反党的纪律的。”

在张若谷的身上,还闪现出一个十分可贵的特点,那就是他具有热爱学习、不断进取的与时俱进精神。他常说:“马不吃料要掉肥,人不学习要掉队。”在浠水工作将近三年,正是解放初期,作为鄂东一个大县的一把手,他整天忙得不可开交。但是不论怎么繁忙,他仍坚持学习马列主义,学毛泽东著作,学习和研究党的方针政策。他有的放矢地学,学了还写学习心得,作学习笔记。在浠水工作期间,他作的学习笔记有 10多本,共计50多万字。

他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善于从人民群众身上吸取营养。听到群众中经常交谈的一些歇后语,有的很生动形象,如“瞎子吃汤圆—心中有数”、“蛇过堑扯尾巴—迟了”等等，他都认真记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后来他在讲话或写文章时,还录用了这些歇后语。他曾深情地说:“人民群众就是我的好老师啊!”

1951 年冬,张若谷调任中共黄冈地委宣传部部长。在离任前夕,他在一次全县区、县两级干部会上即席讲话,对浠水今后的工作提出了殷切期望。当他讲到“这是我对浠水工作的建议,也是我的临别赠言”时，与会的几百人中绝大多数是含着泪水作笔记的,有的同志还不时哭出声来。同志们是多么留恋这位好县委书记，多么希望他能在浠水多工作一段时间。

他离开浠水时,他随身携带的全部“家产”,就是一口装满书籍的木箱和一个公文包,以及一些破旧衣服。

1952年,他被调往湖北省委机关工作,先后担任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省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书记、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省委副秘书长等职。1956 年在湖北省第一次党代会上被当选为省委候补委员。同年7月4日在武汉东湖游泳,不幸溺水遇难。噩耗传到浠水,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无不为之惋惜和悲痛。时至今日,人们还对他念念不忘,深感他一直活在人民心中。特别是一些老干部、老同志一提到他,眼泪便情不自禁地夺眶而出。

编辑：张 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