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兆阳，笔名何直，1916年11月15日出生于湖北团风县回龙山镇林家大塆村枣树店。幼时在父亲执教的私塾里读书，从小对绘画产生浓厚的兴趣，梦想着将来可以成为一名画家。12岁时就读于汉口市立第一中学，1934年考入武昌乡村师范，毕业后在黄冈中心小学任教，并开始了他的诗歌和漫画创作。

1938年，秦兆阳怀着满腔热血，告别了家乡，奔向革命圣地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分校和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亲身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担任冀中《黎明报》社长。

1945年至1948年先后任《前线报》副社长，《歌与剧》月刊主编，《华北文艺》编辑。

新中国成立后，秦兆阳先后任《人民文学》小说组组长、《文艺报》执行编委。

1955年11月，秦兆阳从《文艺报》又回到《人民文学》杂志社，任副主编，主持日常工作。作为一个国家级的大型文学期刊的副老总，秦兆阳认识到自己有责任也有理由编辑出一本能够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的文学刊物。

提起秦兆阳，人们无法忘记20世纪50年代一大批顶梁柱式的作家的成名作，都是在他当时主持的《人民文学》上发表的，杨沫的成名作《青春之歌》，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耿简的《爬在旗杆上的人》，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黄秋耘的《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晴》，等等，以至于中国文坛长期尊崇秦兆阳式的编辑，认为一名出色的编辑应以培养作家、出版好作品为最高目标。

身为大编辑家、作家和评论家的秦兆阳在物质上是清贫的，但他留给我们的作品是丰厚的。他发表出版过短篇小说集《平原上》《幸福》《农村散记》《一封拾到的信》《秦兆阳小说选》，中篇小说集《女儿的信》，童话集《小燕子万里飞行记》，长篇小说《在田野上，前进!》《穿云山》《大地》，散文集《黄山失魂记》《风尘漫记》，评论集《论概念化、公式化》和《文学探路集》，以及《秦兆阳文集》(6卷本)。

1956年，秦兆阳发表了著名论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文艺政策所体现得越来越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提出质疑和反思，在文艺界产生重大影响。他认为在坚持追求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这一现实主义的总原则的前提下，没有必要再对各种“现实主义”作时代的划分。秦兆阳因此受到批判，说他发表这篇文章目的在于暴露社会主义的阴暗面。之后，他帮助修改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以及经秦兆阳之手发表了前面提到的所谓“干预生活”的作品而蒙冤，以上这些都成为他划为“右派”的重要证据。

1958年4月12日，秦兆阳被补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同年7月25日，又被开除党籍。几个月后，秦兆阳被下放到唐代大文豪柳宗元的贬谪之地广西柳州的机械厂，从此开始了他“劳动改造”的生涯。如果不是这样，秦兆阳在中国文坛上的成就会更高的，然而历史是没有如果的。

1961年冬，秦兆阳被摘去“右派”帽子，但没有恢复党籍。为此，他不知痛哭过多少回。他这个自称是“不断地用痛苦对自己进行精神折磨的脆弱的人”一直哭到1979年，竟然哭出了严重的眼疾。

1979年3月，秦兆阳的“右派”总算是彻底“改正”了，他才带着满身的伤痕回到阔别了20多年的北京，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同时兼任新创刊的《当代》首任主编。同年，在第三次全国作家代表大会上，秦兆阳被选为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

在秦兆阳这位众望所归的主编的率领下，《当代》杂志形成了“严肃、深刻、尖锐、厚重”的风格，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型文学期刊之一，刊发了《芙蓉镇》《人生》《活动变人形》《古船》《白鹿原》等一系列“新时期”文学名著。

1980年，在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召集的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上，秦兆阳列举“文革”对文艺界危害最大最烈的事实，鲜明有力地指出拨乱反正正是人民的需求、时代的需要。多年以后，仍有作家撰文回忆，当时秦兆阳以洪亮的、带有浓重家乡口音的普通话，在大会讲台上一板一字地说道：“真正的歌德派，应该是我们，我们，我们!对于党中央新的方针路线，我们是要做真正的歌德派!我们通过批判来歌德，通过歌颂来批判!我们歌颂三中全会路线之德、拨乱反正之德、实事求是之德、干部和人民不可扑灭的正气之德，民族生机之德……这也就是思想解放!”

这些观点在今天的文化界、知识界已成为平凡的真理，在那个年代却被视为惊世骇俗的言论。秦兆阳当时说出这样的话，该是拿出了何等的勇气!

1986年，秦兆阳的长篇小说《大地》荣获“人民文学奖”。

1987年，秦兆阳离休后继续担任《当代》主编。由秦兆阳发现和培养的当代作家，还可以开列出一大串，如玛拉沁、峻青、白桦、古华、路遥、陈忠实、王蒙、张炜等人的成名作，都是经他之手发表出来的。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在我们关注和感谢这些名家奉上文学大餐的同时，其实，最应该记住的是站在这些作品和作家背后默默奉献的人。

1994年10月，秦兆阳去世，终年78岁。

编辑：张 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