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南，原名际主，号渔村，笔名王真、碧辉，1901年出生于湖北团风县团风镇王家坊村。其父母早逝，在兄长支持下他在黄冈读完小学，毕业后考入武昌第一中学，又考入武昌中华大学教育系。

1926年，王亚南中华大学毕业，投笔从戎，在长沙参加了北伐军，曾在军中任政治教员。大革命失败后，他从武汉东下上海、又辗转来到杭州。

在杭州期间，王亚南因生活所迫寄居在大佛寺，在这里，他结识了事业上的重要伙伴，即上海大夏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同样流寓大佛寺的郭大力。两个年轻人意气相投，一见如故，畅谈人生理想，很快结为至交。在此期间，王亚南开始钻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寻找变革社会的救国之道。郭大力见他对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就建议两人一起从事《资本论》的翻译工作，从此，他和郭大力开始了近四十年的友谊与事业的合作。《资本论》也成了王亚南终身学习和研究的经典。

1928年，王亚南赴日本、德国深造。留学期间，阅读了大量马克思著作及欧洲古典经济学。

“九一八事变”后，他愤然回国，在上海以翻译和教书为业，从事进步文化活动。在这一两年中，他相继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名著《国富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约翰·穆勒的《经济学原理》等经济学著作，他自己的著述《经济学史》、《世界政治经济概论》等也陆续问世，在学术界，王亚南开始崭露头角。

1933年，王亚南参加“福建事变”，任“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文教委员。后因参与“福建事变”被通缉而亡命欧洲。在马克思的故乡德国，在《资本论》的诞生地英国，他广泛收集西方经济学资料，注重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动向，同时翻译了一些西方经济学著作。

1935年，王亚南回到上海，和郭大力重新会面，他谈了自己的欧游见闻。二人遂着手正式翻译《资本论》。此时，与中共有密切联系的读书生活出版社的负责人找到王亚南，向他说明翻译《资本论》的迫切性，并希望尽快译出，早日付印，并且预支了一些费用。

1938年，在经济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在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滋润的中国这块干涸的土地上，王亚南和郭大力十余年的艰苦奋斗终于有了结果：马克思主义的基石《资本论》三卷中文译本终于出版了!这在当时，不仅是中国经济科学研究中的一个新鲜事物，给当时的中国吹来了一股清新之风，更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中的一件大事，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抗战期间，王亚南曾在周恩来主持的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工作过一段时间。直至解放前，王亚南历任中山大学、厦门大学、清华大学教授，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厦门大学法学院院长兼经济系主任。

王亚南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的开拓者。从30年代起，他就从中国经济史入手，探索旧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大胆创新，独树一帜，完整系统地提出著名的“地主经济论”。他认为中国的封建制度分为领主经济和地主经济两大阶段，而以地主经济形态和半封建生产方式作为一个整体，从经济结构、政治体制和文化思想等几个方面，进行全面系统的、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来解释中国社会经济史长期争论的“停滞发展”问题，被称为是“对30年代以来讨论的小结”。这在1949年前的中国经济史学界是一个突出的科学研究成果，它的理论贡献具有深远意义，并为国际史学界所瞩目。

新中国成立后，从1950年起，王亚南担任厦门大学校长直至去世。

王亚南不仅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具有高瞻远瞩、在教育理论上富有成就的教育家。他的教育论，人才论和教学论，内容丰富，很值得重视。他从近代教育发展趋势和中国实际出发，提出现代教育要以科学教育与民主教育为核心，主张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教育并重。

早在50年代初，他就认为综合高等院校中存在的“重理轻文”的现象必须纠正过来。他从科学研究的本性和功能出发，主张大学要充分重视科学研究，要创造自由研究的科学风气;他根据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原理，提出要认清校情，发挥优势，办有特色的大学的教育指导思想。

王亚南十分重视人才的发现、培养，强调要给人以适合发挥才能的环境。他发现和培养陈景润的事迹，被著名作家徐迟赞誉为“一个懂得人的价值的经济学家”。王亚南对人才大胆使用而不求全责备，胸怀宽广，不论资排辈，积极扶植新进，受到人们的赞扬和怀念，树立了一个高大的师表形象。而他的教育理论和教育思想，是他留给教育工作者继承的一份宝贵财富。

1957年，王亚南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并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常委，福建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任委员，福建省第一、二届政协副主席。

1969年，王亚南因癌症于上海去世，终年六十九岁，身后留下四十一部著作(译作)和三百四十多篇学术论文。

编辑：张 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