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恽代英、陈潭秋，还有徐全直、夏之栩、庄有义等，都是中共党史或中国现代文化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提起他们的名字，可谓耳熟能详，不过，很少有人知道，这些著名人物都曾经作过同一位先生的学生。这位先生就是刘子通。

　　刘子通的一生虽然短暂，但是可谓波澜壮阔。作为教育工作者，刘子通被哲学家熊十力称为“教育大家”。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宣传家，有研究者认为，刘子通堪与陈独秀、李大钊比肩，曾有“南陈、北李、中刘”之誉。应该说，刘子通自始至终都是他那个时代的先行者和弄潮儿，在他身上体现着鲜明的时代感和先进性。

　　一、郭沫若的“政治启蒙师”

　　清宣统庚戌年十一月（1910年12月），在四川成都教育总会一个长方形议事厅里，来自各学堂的学生代表大约200人齐聚一堂，准备开会商讨请愿早开国会事宜。时年19岁的郭沫若作为四川官立高等学堂(今四川大学前身)分设中学堂丙班的学生代表，也参加了集会。当时，由于学生缺乏基本训练，对于开会的方式和程序都没有搞清楚，会场里人言庞杂，吵闹不堪，会议根本无法正常进行。

　　正当场面逐渐变得无法控制的时候，郭沫若看见一个大约30来岁的先生登上讲台，他面貌清瘦，戴着一副铁丝边眼镜，身形修长，穿着青布马褂，一看就知是个有学问的人。忽然，会场有人高喊：“这是刘子通先生，我们请听刘先生讲话！”听到“刘子通”三字，会场稍稍安静了一些。

　　其实，在成都学生中，刘子通的名字早就如雷贯耳。他那时是成都铁道学堂的教习，与杨庶堪（同盟会重庆支部负责人、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教员）、龙健行（同盟会员、成都铁道学堂教习）等人一起，在学生中宣传革命进步思想，拥有很高声望。

　　“同学诸君，”刘子通声音洪亮地说，“我们今天开会的目的，是要请愿早开国会。但不幸我们今天这个会场，就没有请求早开国会的资格。”

　　这种欲扬先抑的表达，一下子就使全场鸦雀无声。刘子通趁势指导大家如何开会、如何组织请愿。他告诉大家，首先应该推定一个临时主席，再讨论会议议程，产生会议决议，然后选举代表去见咨议局长，表达诉求。他还告诉大家，要组织一个常务机构来处理各种事务。最后，刘子通说：“要写信通知本省各地学校、各界团体，希望他们一致响应，共同联合进行，然后才能发挥更大力量。”

　　经过刘子通这一番指导，学生们如同拨云见日，茅塞顿开，一致要推举他作为会议主席。从此以后，成都学生们的会议和活动都变得日趋规范起来。

　　很多年以后，郭沫若在《少年时代》一文中，用了大量篇幅回忆了当年的那一幕，他由衷地写道：“那样简单的一种实地训练，给予学生以多大的经验，多大的秩序，多大的力量呢？至少在我自己，可以说是有生以来所接受的第一次的政治训练。”

　　二、恽代英与陈潭秋的授业恩师和革命同志

　　从1913年到1919年，恽代英和陈潭秋在武昌求学期间，都曾就读于私立武昌中华大学预科。这一时期正是刘子通在武昌中华大学、湖北女子师范学校担任哲学教师或国文教师的时候。刘子通年长恽代英10岁，年长陈潭秋11岁，刘与恽、陈之间有师生之宜。

　　恽代英在1917年的日记中，曾经20多次记载了与刘子通的当面交流或书信交流，称刘子通为“子通师”；就哲学问题还曾九次写信“答子通师”。辛亥革命失败后，刘子通曾想从佛教理论中去寻找救国救民的思路，著有《佛学方便论》，影响颇大，恽代英进行过认真研读。1919年“五四”后，刘子通同恽代英还在一起深入探讨“以太”，以解恽代英思想之惑。学生时代的恽代英思想进步，文笔极好，经常评论时局，创办过进步刊物，如1915年创办《道枢》，1917年接办《光华学报》，后来又联合志同道合的同学成立“以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为宗旨的“互助社”。“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传到武汉后，恽代英和互助社的成员热烈响应。他书写《四年五月七日之事》《呜呼青岛》的传单散发，并组织学生上街游行和集会，掀起了武汉三镇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浪潮。而这一时期，也正是恽代英与老师刘子通过从紧密时期，可想而知，其思想应该受到了刘子通的直接影响。

　　在武汉求学的陈潭秋，酷爱文学，精通英语，同时也以校内的足球健将和长跑能手著称。在“五四”运动中，他是游行带头人，并被推选为武汉学生代表到上海出席学联会议、参观学习。在目前可查到的资料中，虽然没有陈潭秋与刘子通在这个时期直接交往的确切记载，但是，根据两人同是黄冈籍老乡，以及后来两人交往程度之深的情况可以推断，作为学生的陈潭秋很可能像恽代英那样，思想上受到过老师刘子通的直接影响。

　　1919年6月，上海《星期评论》出版不久，由恽代英、黄负生、刘子通、李书渠、陈潭秋等创办了《武汉星期评论》，“以改进湖北教育及社会为宗旨”，推动了新思想在湖北的传播，促进了党的建立与发展以及工人运动的高涨，是湖北、武汉建党时期的战斗号角。

　　1920年秋，恽代英与老师刘子通分别，离开武汉去安徽宣城，任省立第四师范教务主任，而陈潭秋则与老师刘子通和黄负生则成为了同事，都在武汉中学和省立湖北女子师范学校任课。这年8月，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张国恩等人创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组织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在陈潭秋介绍下，刘子通、黄负生先后加入，成为中共早期党员，不久，刘子通和陈潭秋、黄负生三人还合作完成了一篇极有分量的调查报告《汉口苦力状况》，署名：刘云生（刘，即刘子通；云，即陈潭秋，其字云先；生，即黄负生），发表在1920年9月1日出刊的《新青年》第8卷第1号“社会调查”栏目。这篇调查报告的发表，“表明武汉地区具有初步马克思主义觉悟的青年革命者，早就在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之初，即1920年夏秋，就关注社会最底层，着手工人状况的调查。”

　　中共“一大”召开后，1921年8月，中共武汉区委执行委员会成立，陈潭秋负责宣传工作。1922年8月，恽代英加入上海党组织并成为中坚骨干。至此，刘子通和陈潭秋、恽代英这三人由昔日的师生关系正式转变为革命同志关系。先后由黄负生、刘子通、陈潭秋等人负责的《武汉星期评论》也成为中共武汉地委机关刊物。

　　三、湖北女师“五朵金花”的革命领路人

　　省立湖北女子师范学校创办于1906年，号称当时的模范学校。1918年夏，学校又招了一个班的女生，按顺序这个班被称为“戊班”，学制五年，完全免费。枣阳的杨子烈、黄陂的陈碧兰、应山的庄有义、汉川的徐全直和武昌的夏之栩等五个女孩，都是这个班的学生。

　　父母送这些女孩来此就读，目的就是要把她们培养成为符合传统规范的淑女。校长王式玉虽然曾在日本留过学，但是其思想仍然是趋于保守的，所制定的校规极为严格，整个校园仿佛一座女子修道院。当时，她们那批女生入校后一律要梳髻，束胸，着青裙，连补鞋补袜都必须统一，不得剪发和作其它打扮；住校期间，不许随便会客，甚至不能写信，每周只能回家一次，还必须由家长拿着“循环簿”（即出入证）来接，登记签名，手续完备后才能放人；每天早晨要举行“朝会”，校长王式玉和学监轮番训话，无非是要女生们严遵校规、爱惜名节之类的说教。课堂也完全被老学究把持，毫无生气。

　　不过，这一切因一个人的到来而有所改变，这个人就是刘子通。

　　1921年秋季，刘子通开始担任戊班国文教师。他的到来让戊班女生们眼前一亮，因为其讲课风格与之前的老学究完全不同，所讲内容新颖、前卫。他改革教材，提倡白话文，向女生们大力推介进步报刊，积极传播“男女平等”“社交公开”“男女同学”“婚姻自主”等新思想、新观念。徐全直、夏之栩、陈碧兰、庄有义、杨子烈和等女生深受这些新思想新观念的影响，很快成为学生中的先进分子。她们挑战陈腐校规，不仅在校内组织学生会、演讲会、辩论会，还大胆走出学校，组织“妇女读书会”。

　　这些变化对于保守势力来说，显然是大逆不道的，一些学生家长开始向学校投诉刘子通；校内一些守旧的教员也在校长面前“打小报告”排挤刘子通；恰在这时，刘子通又在《武汉星期评论》发表了《改良湖北教育意见书》，公开向保守势力发起挑战。多重因素叠加，校长王式玉决定在1922年春季不再聘用刘子通。但是，令他没有料到的是，他的这个决定竟然会引发一场“学潮”。

　　原来，1922年春季开学后，戊班女生发现国文老师不再是她们所尊敬和喜爱的刘子通老师时，都非常诧异和不满，徐全直、夏之栩、陈碧兰、庄有义、杨子烈等人挑头，前去质问校长王式玉解聘理由，要求他立即收回成命，重新聘请刘子通回校任教。学校当局对学生的诉求没有给予重视，导致戊班罢课，并不断升级，最终酿成学潮。学生们发表宣言要驱逐校长王式玉，散发传单抨击学校一切不合理制度。“学潮”得到武汉各校学生声援，声势浩大，三镇震动，持续了近一年时间，最终以校长王式玉引咎辞职，徐全直、夏之栩、陈碧兰、庄有义、杨子烈等5位女生提前毕业而胜利结束。

　　通过这次学潮，徐全直、夏之栩、陈碧兰、庄有义、杨子烈等人得到了革命锻炼，后来都走上革命道路。应该说，如果没有当年刘子通等人向她们传播新思想新观念，那么她们很可能最终都会成为旧传统所要求的“贤妻良母”。

　　刘子通就像一团酵母，或者像一把火炬，他作为革命先驱所起到的启蒙作用和引领作用是显著的，也是伟大的，值得永远纪念。


编辑：张 琴